《未死的兵》谈屑

——香港文坛拾零之七

□李广宇
　　有一本书必须提到，虽然它不是叶灵凤的著作，却与叶灵凤关系密切，这就是夏衍翻译的日本作家石川达三的《未死的兵》。说与叶灵凤关系密切，首先是因为，叶灵凤具体负责了这个译本的出版和装帧。透露这消息的是诗人林林，他当年和夏衍、叶灵凤一样，都是广州时期救亡日报社同人。他在收入《八八流金》的《叶灵凤印象》一文中这样说：
　　上海沦陷后南京跟着沦陷，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有个叫石川达三的日本作家，写了日本士兵在南京的暴行，他已感到自己是快要死的，写了《未死的兵》这本书。那时我们在广州与香港保持联系，日本出版了什么东西，想些办法是能够搞到的。夏衍把《未死的兵》翻译出来，出版工作由叶灵凤负责。他对封面设计、校对等都很仔细认真，此书在南方出版社出版后影响很大，利用日本人自己对战争的揭露提高大家的认识，很有说服力。
　　说起石川达三，很多人可能有些陌生，但他的《金环蚀》知道的人就比较多了。日本侵华战争爆发的时候，石川达三还是个三十出头的文坛新锐，刚刚获得日本文学界颇负盛名的“芥川奖”。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他作为《中央公论》的特派员随侵华日军来到中国，用十一天时间写出一部十二万字的小说《未死的兵》。日本政府的本意是要创作一批美化侵略战争的作品，但石川达三却用写实的笔法和暗淡的心境，无情地暴露了战争的残酷和日军的兽行，其中对于高岛师团西泽联队进攻南京的描写，更是成为南京大屠杀的血的记录。这样的一部作品当然会引起日本法西斯的恐怖，当局不仅在发行当天就将其封杀，还把石川达三送进了监狱。但是，仍然有一些印好的书流传出来，一个在美国的日本人将它翻译成了英文，在中国，也出现了三个中文译本，其中一个正是出自夏衍之手。
　　夏衍的译本于一九三八年七月由南方出版社初版，版权页上标明由救亡日报总经售，地址是广州长寿东路五十号，南方出版社名下并无地址；又念及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曾说救亡日报社设有出版部，因此我就大胆猜想，南方出版社便是救亡日报社自己所办。这个猜想很快就被证实，在《救亡日报的风雨岁月》一书中，恰有一篇王仿子的《漫忆南方出版社》，文章说：“南方出版社一九三八年创办于广州。名义上是一个出版社，实际只是救亡日报社出版书与杂志的一个工作部门。”《未死的兵》也在文中提到了：“南方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书是日本作家石川达三著、夏衍翻译，记载南京大屠杀事实的《未死的兵》，在广州初版，在桂林印到第四版。”
　　叶灵凤在救亡日报的上海时期，倒是在出版部工作过，南方出版社在广州成立后，是否从事这方面工作，尚未见到记载。不过，夏衍对他在出版和装帧方面的才能是非常了解的，将这本书交给他打理，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叶灵凤也不负夏衍的信赖，在装帧设计方面还是颇用了一番心思。封面采用了一幅日本军人把盏饮宴的新闻照片，与小说的写实风格十分协调；“未死的兵”四个粗黑的老宋字，也颇有几分沉郁的气息。难能可贵的是，即使是在战时，在细节上也毫不含糊，插入了多幅炭笔绘制的插图。插图的作者是画家郁风，用她自己的说法，“我也是其中一名为‘救报’画漫画插图的记者”，虽然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姑娘，但她的画功并不显得稚嫩。
　　自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四日起，救亡日报连续在中缝刊登南方出版社和《未死的兵》的广告。这部由日本人“自揭家丑”的小说，适逢其时，一纸风行，我收藏的一本，已是一九四〇年的第四版。这一版刊行于桂林，因为救亡日报在广州沦陷之后迁到此地复刊。由于叶灵凤没有随报社同行，而是滞留在了香港，所以，这个版本应该是由别人重新设计的封面。书名是红色字体，右下方是一幅日本士兵抱枪蜷坐的黑白木刻。由于年代久远，又是土纸印制，木刻的细节以及作者的签名已经难以分辨。与初版相比，这一版除了保留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的《序》，还新增了夏衍的一篇《后记》。不知是不是因为原书难找，这篇《后记》并没有收进《夏衍书话》，但我觉得，这倒是一篇名副其实的书话，因为它记录了《未死的兵》出版前后的有趣的掌故。原文篇幅不长，不妨抄录于此：
　　后记
　　翻译《未死的兵》，是在前年广州大轰炸的时候，这是一本用比较严肃的态度，描写中日战争现实与日本士兵心理的作品，所以在日本国内国外，都相当引起了“问题”，中国，也就有了三种不同的译本，在广州出版之后，一月内销完了初版，再版在十月初出售，印了三千，因为广州紧急，印好了的书无法寄出，因之直等十月二十一日上午我们退出广州，还有两千多本整整齐齐地剩在长寿东路的楼下，在当时觉得有点惋惜，但是后来想，敌人进来之后也许拿出作参考用吧，那么也好，作为我们对他们的赠品，在他们反省这次战争本质之点，也许有点好处。
　　现在，又在桂林印了三版，时日已经隔得很久，对于这本书，也许许多人已经遗忘，被描写的对象，因为是初期作战的日本士兵，所以必然的也和现下的实情有了一些间隔，我们相信，现在日本士兵的心，一定比这书里所描写的还要暗淡，但是当我们想到现在日本国内，连写这样一本怯弱的书的自由也已经没有，那么读一读这一本书，同样的也还是可“供参考”。
　　四〇，六，二十三。夏衍
　　由于戎马倥偬，夏衍自己手边也没有了这书。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奉命进京，阿英将旧书摊上淘来的一册送给了他。后来，夏衍还有见到石川达三本人的机会，见面时的对话也是非常有趣。这事见于夏衍的《致读者——日译本〈夏衍自传〉之二》：
　　五十年代中，石川达三访问中国，我在一次酒会上遇到他。谈起了这事，他皱着眉头说：“就是你们翻译了这本书，害我坐了班房。”其实，这是他的误会，因为《未死的兵》在广州出版于一九三八年七月，这时候他已经“预审终结了”，有鹿地亘同年五月间写的序言可证：“作家石川达三最近预审终结，大概已经送进监牢去了。”
　　叶灵凤虽然没有提起过《未死的兵》，但或许，《未死的兵》的翻译出版，给了他一些启发。就在广州期间，他发表过一篇《我想尽的责任》，谈的是“在抗战期中，我想写些什么；尤其在这第三期抗战期中，我想写些什么？”他说：“这问题，不用旁人向我提出，我正是随时自己在反问着自己的。”“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该尽量使得每一个写下的字都是一种力量，都是对于敌人的打击。”在他想写的文字中，就包括翻译：“我还想运用我的贫弱的外国语知识，将反映我们英勇的抗战以及反侵略的国外文艺作品，随时翻译一点过来。”这计划随后就实施了，不过翻译的并不是日本作品，毕竟《未死的兵》不可多得；他将目光投向的是法国作家巴比塞、苏联作家巴甫连柯，他们同样以反战文学蜚声文坛。特别是巴比塞，他被国际作家协会颂扬为“在全世界文学作家中的第一位，也是最伟大的一位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战士”。他的小说《火线下》，与《未死的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以淋漓尽致的笔触，暴露了军国主义战争的残酷和非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