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向苏东坡学习什么？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婷
　　苏东坡的从政生涯同他的诗文书画一样，都是宝贵的文化遗产。
　　时隔千年，在苏轼身上究竟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指出“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广泛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能封闭僵化，更不能一切以外国的东西为圭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为三苏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
　　民本情怀、法治智慧、为人处世哲学、廉洁不贪、务实担当、家风家训……在省政协日前举办的“三苏文化与治国理政理念和思维”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描画着苏东坡。他们说，“苏海”里有无穷无尽的思想宝藏。
　　在此，分享专家、学者们关于苏东坡治国理政理念和思维的部分精彩观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才智：
理解“苏海”的三对关键词
　　“苏海”喻指苏轼其人其作那种海涵地负的浩瀚气象。
　　理解“苏海”有三对关键词：苦难与超越；日常与风流；绚烂与平淡。它们彼此支撑，互补相融，是成就东坡那种温暖却不刺眼、热烈而不张扬的文学个性的源泉，可以作为解开苏子瞻如何成为苏东坡这一问题的钥匙。
　　正如东坡和陶诗所云“美好出艰难”，东坡的一生充满坎坷曲折，承受了巨大苦难。但他以智者的胸襟、乐观的精神、顽强的斗志，不断寻觅玉汝于成的超越之道，以自己的诗文和一生经历，提供了超越艰难困苦的快乐样板。
　　经历40年宦海沉浮之后，苏轼自黄州、惠州而儋州。苏轼在海南建立的“功业”，既有物质性的民生功业，如凿井理水、劝勉农耕、推广医药、教育子弟、和谐黎汉，更有非物质性的文章功业，如诗百首、文百篇，还撰就《东坡易传》等，最终成就的是其人格功业，即对中国文人产生深远影响的东坡范式。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周裕锴：
以不贪为宝
　　以廉为本的信念，贯穿苏轼一生。《左传·襄公十五年》记载了一个故事：子罕在宋国当相国，有人献玉给他。子罕婉言谢绝说：我把不贪当成宝，你把美玉当成宝，如果你把美玉给我，那么我和你都失去宝，不如你收回美玉，这样我们都拥有自己的宝。
　　苏轼将“不贪以为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之一。他在和陶饮酒诗中回忆自己知扬州时，上书朝廷要求宽解百姓积欠的赋税，得到皇上恩准。他拜贺皇上因为下诏书宽限积欠，由此而获得最重要的宝物——“不贪宝”。朝廷不与百姓争利，这是执政者最值得珍惜的东西，也为臣子树立了廉洁榜样。
　　苏轼官拜中书舍人，受到朝廷重用。他在《谢中书舍人启》中表达出对“廉俭成风”的社会风俗的期待，并暗含廉政从我做起的表态。直到临终前不久，他还写下“至今不贪宝，凛然照尘寰”的诗句，坚守自己人生的信念。

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理事长李公羽：
坚持法以便民
　　苏轼早在应制科考中撰写《进策》《进论》就充分展示了他的理政思维。
　　他在《策别课百官一》中提出为治四大方略：“一曰课百官，二曰安万民，三曰厚货财，四曰训兵旅。”
　　在《策别安万民一》中，苏轼提出“而可取之利，当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义。若曰‘国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则臣恐其失之多于得也。”他明确反对以“国用不足”为由，强取民利，认为应“有所不取”，以安万民，以利扩大生产，丰富税源，这样得大于失。
　　在国家财富积累的战略中，他提出“苟得其人，则凡民之利，莫不备举，而其患莫不尽去。”尽除民患，备举民利，这是通过放水养鱼、安定民生的计策，以求国富民安的长期战略。
　　煕宁新法，特别是榷盐制度，不仅于民不便，而且“若使小民无以为生，举为盗贼”。为此，苏轼结合自己多地任职的观察感悟，多次上疏，请罢榷盐。
　　元丰八年（1085年），苏轼知登州军州事，担任登州军政一把手。他深为沿海民众咫尺大海，而令顿食贵盐而痛责，上书《乞罢登莱榷盐状》，坦言沿海地区食盐官营专卖三大危害，决乞罢榷。同时，他考虑政府财政问题，提出按市场规则，“先罢登莱两州榷盐，依旧令灶户卖与百姓，官收盐税”。时隔不久，登、莱两州百姓破例获准不食官盐，享此特惠数百年。登州、莱州旧时多县都立“苏公碑”，刻苏轼《乞罢登莱榷盐状》原文以铭记。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舒大刚：
民为邦本
　　苏轼认为，人民是政权的基础，是天命所系，不可疏远，不可欺辱，因为失民则失国，君王的命脉端在于民心向背。《东坡书传》：“民可近者，言民可亲近而不可疏也。不可下者，言民可敬而不可贱。若自贤而愚人，以愚视天下，则一夫可以胜我矣。一人三失者，失民则失天、失天则失国也。”
　　苏轼重视“人民本位”，并不意味着他因为同情底层民众而仇视世家大族。相反，他认为大族是一方民望所系，具有维系一方风俗的作用，不仅不能打击，而且应当发挥好他们的表率作用。
　　对于民间风俗，苏轼继承儒家“五伦”教化传统，提倡顺应人伦情怀，以宽松的规矩教化民众，否则好心办成坏事了。东坡又认为，人民是真正的聪明者，千万不要愚弄他们，更不要违反民意而放纵自己的欲望；如果不恤民情而纵己欲，必然带来极大祸患。
　　由于深怀“民本”思想，苏轼在从政理事方面，能更多地考虑民众利益，尽可能地为民办好事。他为官一生，所到之处，兴利除弊，深受民众爱戴。在徐州任职时遇大水围城，苏轼与徐州军民共同筑起防洪长堤；在惠州任上，苏轼将皇帝赏赐的黄金疏浚当地西湖，筑苏堤一条。面对北宋激烈的新旧党争，他不是“两面派”，而是坚持于民有利、于国无害的政治原则，力图实现经世致用、富民乐民的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