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为证——4000年前成都平原已开始治水

□丛雨萌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晓铃
　　2000多年前，蜀守李冰修筑都江堰，成都平原从此水旱从人，变成“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而在泽被后世的都江堰修筑之前，成都平原先民又如何与洪水相处？
　　近日“成都平原早期水利工程考古发现与都江堰”专题研讨座谈会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举行，来自宝墩遗址、大邑高山古城遗址、温江红桥村遗址等地的考古人员以近年考古发掘成果为依托，揭开了古蜀先民用水、避水再到治水的历史面纱——他们选择临河的台地定居，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出“疏导”的方式引水东流，并用堆砌卵石埂的方式来修筑河道护坡等水利工程……正是数千年前成都平原的先民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经验，最终为都江堰的修筑打下了坚实基础。

城墙既可防御也可挡水
　　9月，成都新津宝墩遗址。沃野之上，不时可以看到冒出地面两三米的土埂，这是4000多年前宝墩古城残存的城墙。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宝墩遗址工作站站长唐淼介绍，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平原的史前城址大多选择在临河台地上，城址的内陆面高于城外，利用地势，沿台地边缘筑垣，既能避免水患，也便于取水。在宝墩古城之外，包括大邑高山古城、崇州紫竹古城遗址等多座成都平原史前古城的城址均体现出这样的选址理念。
　　大邑高山古城遗址，距今约4500年至4000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刘祥宇和同事们几年前在此发掘时，发现了古城旁有宽约200米的古河道。“紫竹古城也发现了古河道遗迹，河道甚至把城基本环起来，并且城的南边河道还可能存在人工挖凿的痕迹。我们推测，当时的先民把城建在河边主要是便于人和牲畜的饮水以及农业灌溉，在4000多年前，古蜀先民已开始有意识地利用水资源。”
　　当洪水来临，史前先民利用地势之利尽量避免洪水侵蚀之外，还选择了修筑高大的城墙来挡水，并且同时开挖城壕排水疏导。
　　高山古城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些残存的城墙。“目前发现的残高仍有2米左右，城墙底部宽约30米。”刘祥宇表示，这样的城墙，用来防洪完全没问题。
　　在宝墩古城，考古人员同样有了类似发现。2009年，考古人员在原宝墩古城的外围发现了更大的外圈城墙，在内城墙以外四个方向都确认有城墙或壕沟。这些城墙的剖面同样呈现下宽上窄的梯形，底部宽约30米，上部宽约20米。唐淼介绍，这些城墙采用斜坡堆筑法，和长江中下游石家河等遗址的城墙修筑方式相似。有意思的是，这些城墙的迎水面没有发现城门。考古人员认为，宝墩古城的外城墙，其功能之一就是防洪。
　　这个推测并非妄断。唐淼介绍，宝墩古城外城墙外的壕沟宽达20多米，壕沟中曾考古发现了几米厚的淤泥，“说明壕沟里一直有积水。”城墙同样为梯形，坡度不陡，“和历史时期城墙的构筑方式不同，这种坡度的城墙人要爬上去比较容易，但梯形的形态面对洪水冲击时却可以更加稳固。所以这时的城墙可能既挡水，又同时兼具防御来敌或野兽袭击等功能。而城墙如此宽大，或许还承担了洪水来袭时充当临时避难所的功能。”
　　至于为何会出现城墙加壕沟的方式御水，唐淼认为古蜀先民在宝墩文化时期已开始渐渐萌发了治水的理念，并在实践中摸索出了宝贵经验。“河水由西向东、由高向低流经成都平原时，水的流速很高。这种动能强劲的水用堵的方式无异于螳臂挡车，所以古蜀先民在选择聚居地时充分考虑用水避水，把城址建在土台之上，同时用城墙和城壕结合变堵水为疏导，这种理念也和大禹治水‘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弃堵为疏的方式吻合。”

4000年前已有水利工程护岸堤
　　在与洪水斗争的漫长历史中，古蜀先民治水的经验愈发丰富。
　　成都博物馆研究馆员黄晓枫曾经专门就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水工遗产做过调查研究。她发现比宝墩古城稍晚的郫县古城，在修筑城垣时已开始采用河卵石来加固城墙，“这种方法与后来都江堰的干砌卵石技术有一定相似性。”此外，郫县古城考古发掘的大型房屋基址中还发现了五座大型卵石方台。方台周围挖了基槽，槽内密集埋设了圆竹作为护壁，最后填充卵石做台子，“这种独特的‘竹木护石’技术，可以视为都江堰竹笼络石技术的萌芽。”
　　黄晓枫介绍，古蜀先民或许一开始在修筑房屋时使用了竹木护石技术，最后渐渐应用到了城墙的防水体系中。
　　2011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配合基本建设对温江红桥村进行了考古发掘，再有惊喜发现。这处距今约4000年左右的遗址位于江安河北岸的二级台地之上，遗址边缘紧临江安河的地方发现了4道人工坝体和3条河道组成的水利系统，坝体上窄下宽分层夯筑，临水侧还有卵石护坡。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勘探发掘一部主任杨占风介绍，这处护岸堤，是目前发现的成都平原最早的水利设施，是古蜀人至少4000年前就开始治水的直接证据。
　　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对这处水利工程设计的精巧惊叹不已。护岸堤残长近两百米，大体呈西北—东南走向，上宽12米，下宽14米，现存高1.3米，呈梯形，建造方法和宝墩文化时期的城墙比较一致。杨占风介绍，堤坝和水道组成的水利系统建在红桥村遗址的迎水面上，“它的作用应该是在洪水来袭时避免水直接冲击遗址。如果水特别大，堤坝也挡不住，那么还可以通过三层河道分流洪水到遗址后侧，避免洪水对居址台地的侵蚀。”
　　为了加固坝体，古蜀人在层层夯土加固坝体之外，还在第一、二道坝体上加筑了卵石护坡。考古人员曾经做过实验：用粘土加卵石的方式修筑护坡，抗冲刷性更强。他们还在堤坝上方发现了人工开挖的沟槽，沟槽里再夯土，这里的夯土类似于现代建筑中的钢筋，作用是加固坝体。
　　更让人惊讶的是，古蜀人还在这些沟槽中每隔一二十厘米就打入粗木桩，相当于形成一道木墙。木桩共有五六排，密密麻麻排在堤坝之上。“我们怀疑木桩中间可能加了卵石，起到类似于木骨卵石墙的作用，可以理解为后世都江堰竹笼杩槎的雏形。”杨占风表示。
　　在从2011年至2016年的持续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在这处水利工程后的台地上清理出了19万平方米的遗址，已经达到了小型城址的规模。但是他们在遗址的背水面并没有发现城墙，“所以可以确定迎水面的这片工程的确是堤坝而非城墙。”杨占风说，这或许可以推测当时的人们在能够用水利设施阻挡洪水以后，已经认为不需要再用城墙来挡水。更值得一提的是，此处水利工程所处的年代，恰与史料记载大禹治水的年代相当，比都江堰早了近2000年。

古蜀治水智慧为都江堰打下基础
　　都江堰，历经2000多年岁月，至今发挥着巨大作用。随着考古材料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正是史前时期古蜀先民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积累了大量治水经验，最终为都江堰的修筑打下了坚实基础。
　　黄晓枫在研究成都平原水利相关的考古材料时发现，在新石器晚期到商周时期，成都平原经常洪水泛滥，考古遗址中常出现沙夹石的次生堆积，“我们甚至从近现代的地层直接就挖到了沙夹石层，汉代地层以前的次生堆积中夹杂的陶片冲刷痕迹明显，是洪水冲击后地层的状态，说明成都平原那时经常被洪水冲击。”在成都市区的十二桥遗址，考古人员发现这里的商代建筑构件呈西北至东南向倒坍，一些大圆木构件也发生了明显的位移现象。遗址中不见火烧痕迹，可以排除火灾造成木结构建筑倒塌的可能性。再加上十二桥遗址位于西郊河、摸底河与南河之间，濒临古河道，正好处于洪水容易漫溢侵害的区域，“所以我们可以判断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洪水有关。”
　　正是在此背景下，成都平原先民与洪水的斗争从未停下脚步。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遗址区，地层剖面可以清晰看到河道曾经压在祭祀区上的痕迹。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周志清表示，“金沙遗址祭祀区原本是滨河祭祀，但是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大规模的洪水曾经淹没过祭祀区。截至目前，金沙遗址发现了100多条人工挖掘沟渠，可见其聚落内部有着复杂的排水系统，显示金沙遗址中心聚落结构的复杂，用水与排水是当时居民需直面的严峻问题。这些沟渠，既有把宫殿区和祭祀区区分的作用，但随地势而走的沟渠走向和设置的主要功能，可能主要还是排水。”
　　在黄晓枫看来，春秋晚期至战国时，蜀地水工技术有了极大的发展，成都平原出现了专门的水利工程，独特的水工技术也逐渐形成。
　　1985年，考古人员在成都方池街发现了一处东周时期的防洪、支水、护岸工程，这处工程由几条卵石石埂形成“工”字形，卵石大小不一，未使用粘接材料，卵石空间为流水穿漏时沉淀下来的沙质土填塞。考古人员推测，这些卵石屡遭水流冲击而不废，可能是使用了竹笼的结果。而这种用竹笼装石砌埂防洪的方法，四川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还在使用。
　　无独有偶，考古人员在成都指挥街遗址也曾发现东周时期的6根柱桩和竹木编拦沙筐等遗迹，可能是用于堤埂、护岸埂基脚的坝体工程……
　　《华阳国志·蜀志》曾记载，古蜀王杜宇时“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汉晋文献也记载古蜀王开明氏来自荆楚地区，能够在成都平原立足，缘于其治水之功。如今，一个个古老资料的重见天日，恰是古蜀先民治水的鲜活例证，它们勾勒出古蜀人从最早单纯的防水、排水逐渐开始探索引水灌溉系统工程的艰辛历程。同时也反映了竹、木、石等蜀地丰富的天然材料的建造特性被逐步认知、运用的过程，“道法自然”，成为蜀地水工的核心理念。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蒋成表示，如果说都江堰之前成都平原的治水还只是点状进行，那都江堰就是成都平原早期治水工程的集大成者，它最终征服了肆意泛滥的江龙，令川西平原万水归流，造就了天府之国的富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