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楼书店”兴衰

□李广宇
　　曾经读过一本叶辉、马家辉编的《活在书堆下》。这本绿皮书，本意是为怀人而编，却不意成了香港“二楼书店”史的重要文献。为什么叫作《活在书堆下》？这源于一个真实却很凄冷的故事。主人公就是副题当中“我们”所“怀念”的“罗志华”。罗志华生于上世纪60年代，原来是香港三联书店的店员，1988年起接手经营二楼书店青文书屋，独力支撑了将近二十个年头。到了2006年8月，青文书屋因为租约问题暂停营业，书籍暂存在九龙大角咀的货仓。2008年2月4日，正是旧历春节期间，罗志华去货仓整理书籍，不幸被塌下的书箱压住，意外辞世，年仅四十四岁。
　　罗志华经营的青文书屋，不仅标志着香港二楼书店的启蒙时代，他作为独立出版人，亦为香港文化和香港文学做了许多幕后推手的工作。他的死，引发无数爱书人的悲恸与追思，这本《活在书堆下》，就是叶辉和马家辉编成的纪念文集。书名是马家辉提议的，寓意是：“如果书堆真的是太沉重了，我们希望这本纪念文集能为罗志华解咒，让他在世界的某一处‘活’得轻省一些；如果书堆早已成为罗志华生命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愿这本书可以肯定沉重的价值，让他在未完成的书梦里‘活’得更充实。”
　　有一位叫作小西的曾经感到好奇：为什么跟罗志华并不熟的会有那么多的悼念文章？叶辉说：“在悼念罗志华的同时，我们也在悼念自己。”罗绮萍则说：“青文是我们的集体回忆。”在众人的集体回忆中，青文书屋以及他的主人罗志华就成为香港二楼书店史中一个渐次清晰的个案。正如叶坚耀所说：“一家坚持自己风格的书店、一个与商品市场不同调的老板……罗志华的理想从书店开始，生命也在书堆中消失，以一种奇怪而暴烈的方式向读者告别。”
　　罗志华是我所知的第一个葬身书堆的书店主人，但青文书屋却不是第一家不幸结业的二楼书店。还有一位梁志华，开过一家同样出名的东岸书店，不幸也迎来结业。陈子谦写到过结业时的场景：“我记得自己当年在那里打书钉，还无耻地跟店长说：‘这家书店什么都好，只欠一张借书证。’后来书店结业，他们比我想象中更慷慨，居然让人免费取书。我得承认，那天我从那里捧走的书，可能比以前买下的更多。取书者一律陷入极露骨的狂欢气氛，有人租车运书，有人问店主梁志华还有没有大胶袋……现在想起，总觉得我们太残忍了。”
　　在《活在书堆下》的第四辑，收入了潘诗韵写的《香港二楼书店简史》，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细数了二楼书店从无到有、开开闭闭的兴衰历程。有二楼书店是因为有二楼社会，这个二楼社会早在抗战开始后就形成了。高岱发表在1948年9月20日香港《星岛日报·星座》的《香港的二楼社会》说：“抗战以后，粤沪逃避来港的人每天像潮水一样涌到，于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来了，那就是住屋。香港的房子原来是狭窄的，毗连着有如鸽子笼，人口稠密，每一层楼都塞进了不同身份不同遭遇的房客，于是二楼抑或任何一层楼便成为一个香港社会的缩影。”
　　在这样一个二楼社会里，出现二楼书店也便是顺理成章的事。经常到二楼书店云集的旺角消费的陈子谦在《旺角们》里说：“香港的租金太高了，小书店无法在街上存活，只好躲进商厦或旧楼向上攀升，‘二楼书店’也由此得名。”当然，二楼书店只是个通称，书店未必都开在二楼，陈子谦说：“租金飙升，书店也只好愈升愈高，二楼书店渐渐变成三楼书店、七楼书店……高度愈来愈接近天堂，处境却直堕地狱。不管他们搬到多高，我们仍会通称为‘二楼书店’。”潘诗韵则讲，香港的二楼书店早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已经出现，上世纪八十年代则迎来繁盛期，不同个性的书店纷纷开业，有如雨后春笋。曙光书店、青文书屋、田园书屋、乐文书店，就是那时的佼佼者。上世纪九十年代，二楼书店再掀热潮，标志性的书店是洪叶书店，首度引入台湾书店的经营模式和设计概念，一度引领二楼书店的风尚。
　　但是，二楼书店在不断受到各种挑战和冲击，造成不少二楼书店一窝蜂地关门结业。为什么？无非是租金问题。在香港，开书店最头痛的可能就是租金。有人比较过宏图和天地的不同命运，两家书店，同年登场，一个开在春天，一个开在秋天，结局却大不相同——宏图空有“宏图”，“天地”却长留天地之间。原来，天地先是由热心人士以平价租金租给他们数千尺的地库，后来成为自置物业，所以一直经营至今，成为香港的书店重镇。宏图则没这么幸运，这家夫妻店的铺子是租来的，租期一满就要加租，职员薪金也每年要调整，困难的是营业利润不成比例。罗隼曾经感叹：“经营者即便对文化事业一片情痴，但亏蚀过巨，而无源水浥注，也就只好壮士断臂退出江湖，不是壮士也得认命了。”
　　一辈子在香港书市打拼的欧阳文利曾说：“有多少旧书店能在租金高昂的香港立足，且营运几十年都屹立不倒的呢？真是寥寥可数。”曾经名噪一时的香港上海书局，也是吃了租金的亏。上海书局是1955年开始筹设门市的，曾经整体接手德辅道中商务印书馆的铺位，本有自购置业的机会，但经理目光短浅，错过好事。罗隼说：“门市部三次搬迁，每次都有损失，即使不伤元气，也属挫了锐气，这是天意还是人为说也说不清，大概两样都有吧！自八十年代以后，名气也就开始沉寂下来，原因自有很多，一言难尽。”由上海书局的遭际，还得出一个经验，那就是：“做门市零售生意应开在行人多的地方，忌与银行为邻，因为他们一早收工关门，即使门口不致乌天黑火，也少行人驻足。”
　　不过，对香港旧书业影响最大的转折点，应该是千禧年后互联网兴起。小思在接受《香港旧书店地图》作者黄晓南专访时说：“一方面，互联网令人们看书的需求减少。同样重要的是‘拍卖网’，尤其内地不少有钱人赚到‘第一桶金’之后，突然重新追求文化，这当然是好事。但他们蜂拥上网竞购旧书，最大的来源当然是香港。所以香港一些旧书店索性把好的书都放上网，卖给内地人。这一来导致香港旧书业书源减少，令整个行业经营更困难；而且对书迷来说，也会看到很多好书在网上被‘炒贵’，在旧书店愈来愈难遇到惊喜，造成恶性循环。”十年前我到香港读书，满心希望能淘到叶灵凤的旧著，以及黄俊东《书话集》之类的东西，谁料只在新亚书店拍卖目录上才有。
　　再回到罗志华。据说，青文结业搬家的头天晚上，罗志华约潘诗韵到湾仔公园聊天，第二天早上，潘诗韵目睹了罗志华把书店里的家具搬离的场景。他记下了这一切，并在文章结尾说：“给结束而写的故事，为的不是纪念，对象也不是从前，而是后来者。”后来，也就是在罗志华意外辞世的十四年之后，也是在一个旧历春节的前后，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北京模范书局创始人姜寻在货仓整理书籍时不慎从高处坠落，抢救无效逝世，年仅五十一岁。姜寻是我的书友，我自然关注，但第一反应竟是想到了同样葬身书堆的罗志华。两个都以书店为理想，视书籍为生命的人，竟有一个如此相似的结局。姜寻的遗孀邢娜说：“我无时无刻不沉浸在真正的绝望当中，这或许是我一生中的至暗时刻。”绝望之处不仅来自于清晨醒来发现旁边没了自己的丈夫，更来自于她的亡夫所钟情的书店的残酷现状——模范书局四家店，一天的总收入有时只有几百块，甚至有一家店某天的营业额竟是零。姜寻为了书店不惜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即使这样还留下上千万的欠债需要邢娜去面对。“实体书店就像我老公一样，已经死了。”邢娜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