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博物馆+河南博物院+良渚博物院负责人对谈——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多元一体

编者按
　　今年7月，第14期《求是》杂志刊发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文章指出，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同期杂志上，三星堆博物馆、河南博物院、良渚博物院作为地方博物馆代表，也分别发表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例证》《中原文物见证中华文明》和《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证明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和多元一体。
　　中华文明的特质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9月19日，由四川日报·川观新闻、河南日报·顶端新闻以及浙报集团·天目新闻联合推出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我们的5000年”大型融媒活动正式启动。在连续三天推出“跟着馆长看文物”直播外，作为重头戏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我们的5000年”博物馆馆长云上对话在9月22日举行。三星堆博物馆、河南博物院和良渚博物院三家博物馆负责人齐聚线上，再次从馆藏文物的角度纵论中华文明，梳理出中华民族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和对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
□丛雨萌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晓铃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究竟有哪些考古证据？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质，又有哪些鲜活例证？滚滚黄河，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血脉。中华文明的主根脉在中原地区又有怎样的演进？9月22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我们的5000年”博物馆馆长云上对话正式举行。三星堆博物馆、河南博物院和良渚博物院三家博物馆负责人展开深度的交流碰撞，从考古成果和文物角度，揭开了中华文明的瑰丽画卷。

A 考古实证中华文明5000年
　　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博大，至今已延续5000多年。
　　然而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以冶金术、文字和城市作为“文明三要素”，认为中华文明只能早到发现了甲骨文的商代。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成为事关文化自信和中华文明历史的重大问题。
　　2019年7月，一则消息引来举国关注：良渚古城遗址成功进入《世界遗产名录》，五千年中华文明最终得到国际承认。良渚博物院执行院长马东峰在直播中介绍，良渚遗址发现的最大意义，便是为五千年中华文明史找到了一个标识和充分的证据。
　　80多年来，考古人在良渚上下求索。他们发现“距今5300年至距今4300年期间，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明已经拥有了发达的稻作农业。”在良渚古城中，考古人员发现大量的炭化稻米，仅池中寺遗址就分布有5000余平方米的稻米遗存，换算出的稻米多达40余万斤。“这充分说明在1万年前稻作农业起源后历经数千年时间，到良渚时期已经长足发展，最终支撑起了良渚文明的高度发达。从世界文明起源的角度来讲，良渚以稻作农业为基础形成的文明具有独特性。”马东峰告诉网友。
　　良渚为何能够称为文明？它的文明又达到了怎样发达的程度？
　　在5000多年前，良渚人修建了一座巨大的古城。“内城面积就有近300万平方米，有4个故宫大。”马东峰说，在营造城址时，良渚把宫殿区建在古城的核心区，宫殿外面分别是内外城，与后世都城“宫城、皇城、郭城”的三重结构体系十分类似。此外，良渚不仅有规模宏大的古城，还拥有庞大的水利系统。建设在古城西北方的水坝，不仅有一高一低两道水坝形成的防护体系，防洪的同时还能蓄水、调水，是世界迄今发现的最早堤坝系统之一，充分体现出早期中国水利工程的科学性。
　　良渚文明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玉器。良渚首创的器型玉琮不仅工艺精湛，反映出良渚人的宇宙观，也成为阶层分化的缩影。考古发现，良渚高等级墓地还出土了玉琮、玉钺等精美玉器，但低等级墓地则完全没有成型玉器出现。
　　“学术界认为，在良渚时期，已经出现了区域性早期国家的阶段。”马东峰说，考古人员发现营建古城宫殿、城墙、水坝所需的土石方总量超过1000万方，堪称史前超级工程。“如果没有国家形态的权力出现，很难有效地组织和调度如此庞大的社会劳动和物质资源。”在良渚申遗时，这个证据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而河南博物院副院长张得水介绍，随着近年最新考古成果的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距今5000年前，中原也已进入古国时期。

B 文明主根主脉在中原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中华文明被认为只是起源于中原地区，“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几乎是大多数国人的认识。直到长江流域、西辽河流域以及黄河下游地区等发现了大量发达的史前文化，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由此提出中华文明“满天星斗”，也由此开启了对于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认知的重构。
　　然而，中华文明的主根主脉还是在中原。河南博物院，近年展陈提升后的基本陈列展主题定为“泱泱华夏，择中建都”，旨在表达中原地区对中华文明发展的独特贡献。“在中华文明的起源阶段，中原文化体现出了主根的作用；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则体现了延续性和高度的融合性。”张得水表示。
　　在距今五六千年前，长江流域、西辽河流域都出现了文化的迹象，在距今5800年前的河南豫西地区，以彩陶为特征的庙底沟文化展露出勃勃生机。它是仰韶文化最繁盛的时代，不仅文化中心东扩，而且迅速地向四面八方发展。张得水介绍，“庙底沟文化的影响辐射了几十万平方公里。西到甘肃、青海，东至海岱，北到阴山地区，南至长江流域，都卷入了考古学上的‘庙底沟类型’，表现出了文化的空前一致性。”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的大整合。更值得一提的是，庙底沟文化辐射的范围，与商代的政治地理范围颇为相似，在地理和文化上为夏商乃至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
　　在庙底沟文化之后，中原文化持续壮大发展，从古国时期发展到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满天星斗”式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已进入到“月明星稀”式的广域王权国家时期。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考古人员近年不断发现着3000多年前的王朝气象——这里不仅有纵横交错的城市主干道路网络，规模宏大、布局严整的宫城，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国家级祭祀场所、最早的铸铜作坊、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等。这里的陶盉、镶绿松石铜牌饰、玉璋，几百年后又在三星堆等其它地区发现“同款”，它们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交流互鉴的鲜活例证……
　　张得水说，二里头的发现意义非凡，它标志着中国早期文明的正式确立。“在此以后，夏商周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这三代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同样在中原地区。由于夏、商、周王朝的强大政治、军事和文化影响力，中原地区的文化要素不断向周边地区传播，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圈，生活在这个文化圈的人们，逐渐完成了心理上和文化上自我认同的过程，‘夏’‘华夏’‘中国’的观念逐步形成。”

C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例证
　　在中原之外更广阔的区域，文明仍在独立孕育，呈现出多元格局。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区域文明，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例证。
　　三星堆博物馆，青铜大立人高大肃穆，被誉为“世界铜像之王”；青铜纵目面具造型独特夸张，给人强烈威慑；青铜神树体量巨大，是目前我国所有青铜文物中形体最大的一件……从去年3月开始，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再度出土金面具、神兽等大量文物，三星堆文物数量之丰、种类之多、造型之奇、文化内涵之丰富，举世罕见。“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尽管只是一个区域性文明，但它广泛吸收了其他地区尤其是中原地区文化因素，最终镕铸出独特瑰丽的文化面貌。”三星堆博物馆馆长、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表示。
　　在雷雨看来，三星堆的青铜人像群、神树群、金杖为代表的金器群等文物，展现了三星堆文明独具特色的信仰、审美和创新创造能力，是中华文明“多元”发展的缩影，但三星堆出土的尊、罍以及玉璋、青铜爬龙柱形器等文物，则体现了三星堆与中原文明和长江中下游文明的密切联系，折射出中华文明的一体属性。
　　“三星堆8号坑最新出土的顶尊蛇身人像与此前发现的青铜鸟脚人像拼对成功，这件鸟足曲身顶尊神像的铜人像具有古蜀文明特征，但方座铜器是先周文化代表，尊却是中原文化代表。三种文化因素在一件器物上呈现，充分说明三星堆对其他区域文化的吸纳。”雷雨介绍，三星堆曾经出土的铜牌饰、陶盉、铜铃等文物，从器形上看是夏文化的典型器物，尤其陶盉除了陶质和大小以外，几无区别；铜尊和罍则是商文化典型器物。此外，包括玉璋、玉戈等玉器在河南、陕西以及广大华南地区都有发现，玉琮、玉锥形器等则带有良渚文化的特点。“我称之为三星堆人对其他文化的‘拿来主义’，它体现的其实恰是古蜀人对中原及长江中下游等其他区域文明的吸纳和认同。”
　　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多元文明不是互相灭绝，而是相互整合，最终成长为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张得水介绍，中原文化之所以能在二里头时期发展到高峰，很大程度上也是吸收了周边文化因素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发展。“中原玉文化偏弱，但在二里头时期达到高峰，便是吸收了来自石家河文化等地区的玉文化；镶绿松石铜牌饰是二里头的典型器物，但镶绿松石铜牌饰其实在西北地区见得更早，二里头善于吸收周边文化因素并不断升华创新……”
　　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在谈到古蜀文明时曾表示，“鉴于古蜀文明的独特性，如果没有对古蜀文明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三星堆，只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例证，它和中原文明、良渚文明等一起分别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它们共同具有的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文化特质，最终令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