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书店的出现

　　大概80年前，戴望舒曾写过一篇《香港的旧书市》，文中说：“这样的一个地方，旧书市的性质自然与北平、上海、苏州、杭州、南京等地不同。”书店是文化的晴雨表，香港书店的发展史，深刻反映了香港独特的历史文化。同时，书店自身也成为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作者李广宇曾浸淫于香港大大小小的书店，也对有关香港书店的文献资料产生浓厚兴趣，搜求爬梳之余，留下一组短文。其在谋篇布局和材料取舍上颇费心思，通过聚焦香港旧书店史上几个历史性节点，大致勾勒出其发展脉络和独有特色。书香永续，或许是天底下每一个读书人恒久的期盼。原上草将陆续刊布，敬请垂注。
□李广宇

　　侣伦是香港第一代新文学作家，1926年，在他还只有十五岁的时候，就发表新诗《睡狮集》。1929年，又在上海的《现代小说》发表小说《以丽沙白》和《烟》，并且得到主编叶灵凤的肯定和指点。此后，他和一群爱好文学、志趣相投的年轻人发起成立了岛上社。为什么取名“岛上”呢？侣伦解释说：“因为在那时候的香港，搞文艺工作的人只是这么一小撮，没有同路人，没有支持者，作为一个小集体，是很孤立的。”所以，罗孚称他为“香港文坛拓荒人”，绝对不是过誉。侣伦1988年方才过世，经历了沧桑巨变，一直笔耕不辍，因此，袁良骏说他“是一部活生生的香港小说史、文学史”，也是恰如其分的。
　　“文人之爱书成癖，古今中外都不乏例子。”侣伦曾经这样说。他自己既是一个典型的文人，亦是一个十足的爱书成癖的爱书家。就像他自己说的：“我不是爱书狂，也说不上是爱书家，因为我还缺乏这方面的好多条件。但是对于书有着特殊的偏爱，却是不可否认的事。这也只是一个文人起码的一种趣味而已。”在他的散文集《向水屋笔语》中，专门有一辑“书漫话”，写尽了爱书、猎书、偷书、借书、散书的苦乐心事，倾吐了诸般让天下爱书人都能会意共鸣的“书感情”。但是，最有史料价值的，恐怕还是那一组对于“香港新文化滋长期”书店状况的琐忆。
　　“新文化能够在香港滋长，书店是最大的功臣。”以这句话开头，侣伦打开了他的书店之忆的大门。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荷李活道曾经被称为香港的文化区，也有一些书店，“但那些书店几乎全是出售中英文课本和文房用品的，至多也只是兼售一些通俗小说，或是木鱼书之类的东西。因此书店虽然不少，对于文化的宣扬却不能发挥甚么大作用。”香港有一家存世很久的五桂堂书店，就有些像是这类老式书店的活标本，它不卖新文学，不卖课本，只售卖自己出版的“通胜”以及标点小说。什么是通胜？也就是旧时的黄历，简明的天文历书加上启蒙读物。通胜古已有之，本称“通书”，但广东人认为“书”同“输”音，不吉利，故取其反义，名之曰“通胜”。罗隼在《香港文化脚印二集》中曾经描绘过五桂堂出品的通胜《包罗万有》：
　　《包罗万有》通胜，除了主角是日历宜忌外，还附有日用参考知识，包括医卜星相，消灾解难诸法，还有人情世道文章如：《增广贤文》《廿四孝子行状》《百家姓》，甚至教人学英文，用四邑话注音，这类东西主要是供应农村以及识字不多的人看，作为百科全书之用。
　　书店是文化的晴雨表，正有如“春江水暖鸭先知”。“在那种文化窒息的状态下，最先透出一点新的气息的，是一家‘萃文书坊’。它虽然规模不大，只是一间普通的铺位”，但却是“香港最先也是唯一向本地读者介绍新文化的书店”。主持这家书店的是两父子，老先生原来是同盟会老同志，“也许因为这老板的本质和一般书商有所不同，所以连他的书店也带有革命性”。“还有一点难得的是，那时卖新文化书籍和思想性刊物的，在他可说是独市生意，可是他并不以奇货自居，价钱仍旧照当时的‘大洋’伸算港币，甚至那些半公开出售的东西，也不额外取偿。”萃文书坊后来由老板的儿子主持，到了战争结束后，书店也关门了。
　　随着爱好新文艺的人一天天增多，经售新文艺书籍的书店便逐渐出现了。侣伦特别提到的有两家。一家是“荷李活图书公司”，铺址在荷李活道中段。这家店最突出的特色是，特地在书店中央设置一摊台，把各种书公开陈列出来。侣伦说：“这个情况，在今天的书店中已经是普遍现象，一点不算新奇；可是在三四十年前的香港书店，却是很新鲜的作风，这是对于顾客一种精神上的解放。”
　　另一家“绿波书店”就在“荷李活图书公司”隔壁，侣伦说：“这家书店在精神上比‘荷李活’更要鲜明。它不做课本生意，纯粹经售新文化书籍和杂志。开张之始，就在门面橱窗和店内的书架上贴了字条，声明他们的宗旨是为文化事业服务，欢迎顾客随意取书翻阅，店员决不干涉。不管这是出于书店老板的原意还是招徕生意的一种手法，这种开明态度在香港书店史上算得是破天荒的创举，对于旧式书店那种顽固作风无形中是个讽刺。”
　　侣伦曾说：“书之不因时代的演变而有所演变的固定形式，正象征了它屹立于人类精神领域的永远不变的雄姿。”但在时代面前，书的形式可以固定不变，书的命运却是变幻莫测。就在香港新式书店渐具规模，侣伦的藏书也渐具规模之时，香港迎来了一段灾难岁月，侣伦也迎来了挥泪对宫娥的悲情时刻。他在《九龙沦陷前后散记》中记录下日军攻陷九龙时那孤城的末夜：
　　薄暮的天气是阴暗而又寒冷，整个城市蒙上了灰色的面幕。街道上是一片静寂，静寂得叫人恐怖，好像一个突然绝灭了人烟的荒城。至少，生活在这城市的人，从来没有看见过比这薄暮更萧条，更愁惨，更凄凉的景象。点缀着这景象的，只有满街满巷丢弃着的东西：那是撕了封面的书籍，四分五裂的画报，书页，刊物的封面，和种种色色的纸碎；随了晚风轻轻地飘动。
　　他自己的一室珍藏同样难逃厄运。在《战时·书与生活》中他写道：
　　对于自己生活下来的地方，我是没有什么留恋的，使我挂心的东西只是我的书籍。我们是相依地度过那么悠长的年月；在远行的时候却不能把它们带在身边。为了减轻别人的负累，我把大部分的书籍卖掉了，只留下一小部分装进一只箱子，放在屋里。我知道要想保存那只箱子，比把一箱珍宝埋进海底更渺茫；然而要决绝地把剩下来的仅有的部分书籍舍弃，我可没有支持那种刺激的能力。我像一个残忍的母亲丢下她的孤零的儿女一般，踏上流亡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