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曾明——

“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苏东坡以人、情为本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媛莉
　　记者：为什么会以苏轼为重点对象，论述诗学“活法”？
　　曾明：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胡宿、苏轼、吕本中是与诗学“活法”有前因后果关系的三个人。千百年来，人们都认为“活法”说源于吕本中，但我们从原始文本出发，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角度，对“活法”说进行考索后，认为最先提出“活法”说的应该是北宋诗人胡宿，而苏轼是“活法”说最突出、最全面、最忠实的实践者，吕本中是对宋代诗学“活法”说做了全面而科学的理论构建。当然，选择这一命题，与我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学术背景密切相关。
　　记者：为什么会从诗学“活法”引申到苏轼的人生“活法”思考？
　　曾明：尽管《诗学“活法”考索》是一本专业小众的学术著作，但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深刻感知到“活法”说并不应该仅局限于诗论的小范畴，而值得放到更大的格局之中。因为“活法”说的“活”本质是“变”的意思，这是人类文明一个经久不衰的命题。我们现在所说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归根结底无非就是“变”，就是“活”。于我们的研究对象个体而言，“活法”说自然也不会只局限于他们作诗作文的技法、句法、语法。苏东坡作为一个典型，就因为他是一个知晓转化、懂得创新，思想活跃、生活活泛的人，因此，才断然不会墨守陈规地做人、做事、做文章，他诗学的“活”和他人生的“活”，有机统一，完全是合二为一的。可以说，其诗学的“活法”说，自然而然、淋漓尽致地实践在他温厚诗文和快意人生之中。
　　记者：意思是不是说从苏轼做学问的方式方法、思想等，能窥见其做人做事？
　　曾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这样。在文艺理论方面，苏轼既标举“无意为文”，又言要“有为而作”；既说“严诗律”，又言“诗无定律”；既说“雕琢损天和”，又言“清诗要锻炼”；既说诗文如“行云流水”“随物赋形”，又言“行”“止”当有“常”……还提出“无思之思”“不治乃治”等命题。这些都说明苏轼处在“中”的状态，哲学上主张中庸，政治上独立不倚。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辞达”——在文章上达事达理达意，在行动上达到其一生所穷尽之“理性”“得事之真”和“见物之情”。有“情”是苏轼与其他理学家最不同的地方，如果我们再进一步问：苏轼“活法”说的根本是什么？回答是：以人为本、以情为本，而非以法为本、以理为本。“情”活而“理”死，“法”为“人”所创。故以法、理为本，是“死法”；以人、情为本，才是“活法”。
　　记者：您认为苏轼的人生活法可以总结吗？
　　曾明：我觉得“从心所欲不逾矩”可能是比较贴切的总结。一方面要尊重前人学术、思想，但同时要顺应时代需要，以灵活创新为宗旨，坚定正确的创新主张。苏轼自己也说：“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生死之际。”
　　记者：这样的研究有什么价值？
　　曾明：我希望研究的结果能从专业的学术层面走向广阔的现实应用。我常想，今天我们真正的学术大家，他们的高文典册、价值地位、传播影响，的确不应该仅停留在狭小学界和有限书斋，这只是板着面孔极小众的孤芳自赏；而应该流布在社会和广大的老百姓心中，这才是很大众接地气的人间烟火。以苏轼的“活法”说来讲，传递的是创新、求变的核心观点，可以启迪我们现在做学问、做事、做人。哪怕一些细节方面，比如苏轼倡导的“活读法”，放在现在依然不过时，值得采用。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对苏轼人生“活法”的关注和研究值得更多的投入弘扬，现有的成果远远不够。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把自己的人生“活法”总结成书《活法》，近年非常畅销。我想，“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苏东坡，若把他的人生“活法”著书宣传，一定更具备畅销的实力，因为这是真正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