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新知

从巴蜀到天下：苏东坡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眉山三苏祠考察时指出，我们要敬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广泛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能封闭僵化，更不能一切以外国的东西为圭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苏东坡是从眉山走向天下，并且享有广泛国际声誉的巴蜀文化名人。近千年来，苏东坡不仅留下数量丰富的著述文章，也涵育了我们民族奋砺坚韧的品格气质和开放包容的文化气象，成为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典范。从苏家故宅的家庭教育，到为官执政的守其初心，再到东坡文化的对外传播，都为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提供了生动案例。
□戴路

优良家风润泽后人
　　●从读书蜀中到闻名天下，我们可以看到苏家故宅家庭教育的奠基作用，年少的读书经历为苏轼一生的知识结构奠定了坚实基础
　　北宋庆历二年，辽国重兵压境，宋辽战争一触即发，富弼临危受命，代表宋廷与辽帝谈判交涉，最终平息了战争风波。40多年后，苏轼在朝廷的指派下为功臣富弼撰写神道碑，开篇就记录下富弼劝说辽帝的言辞：“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富弼劝辽帝不要轻易开战，一旦打起仗来，国家的人马物资都会受到损害，而唯一得到好处的是那些升官领赏的臣子，他们可以从战争中谋取个人利益。这些让辽帝打消出兵念头的说辞，在苏轼年少时就留下深刻记忆。根据宋人《清波杂志》的记载，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曾经一起阅读富弼的《使北语录》，在读到富弼劝说辽帝的话语时，父子三人都感叹他把道理讲得很明白，切中要害。苏洵接着向两个儿子提问，在富弼之前是否有人表达过类似的意思。苏轼马上回答说，汉代的严安就这样讲过，只是不如富弼讲得明白。苏轼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少的读书经历为他一生的知识结构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苏祠是在苏家故宅的基础上修建的，苏轼在这里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苏辙《次韵子瞻感旧见寄》云：“结发皆读书，明月入我牖。纵横万余卷，临纸但挥手。”月下读书成为父子三人共同的人生记忆。苏洵也经常指导两个儿子的文章创作。苏轼幼年撰写《却鼠刀铭》，苏辙创作《缸砚赋》，苏洵都极为称赞，让儿子把佳作钉在居所的墙壁之上。苏洵写过一篇《名二子说》，介绍了为两个儿子取名的意图。“轼”与“辙”都跟车有关，“轼”的本义是车厢前面的横木，它在车上所处的位置较高，扶着横木可以高瞻远瞩，所以苏轼字子瞻。辙是车轮碾过的痕迹，有车就有辙，“天下之车，莫不由辙”，所以苏辙字子由。轼和辙的方位正好一高一下，正如《左传》所说“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之所以取“轼”，是苏洵担心儿子不能修饰和表现自己，结果苏轼一生恰好是豪放不羁、才华横溢，但却为自己引来很多祸患，屡遭贬谪。之所以叫“辙”，是因所处的位置比较谦卑，这样反倒具有一种安全感，因为即使车倒马翻，也不会危及车辙，它能够在吉凶祸福之间保全自己。结合苏辙的个性，他是冲和淡泊、深沉不露，正如车轮的痕迹，而在仕途上，他也比苏轼走得更加顺利，能够更好地避免祸患。从苏洵取名字的寓意看，他已经预示了两个儿子一生的发展轨迹。
　　北宋时有人给苏辙写信时说道：“父子以文章冠世，迈渊、云、司马之才。”这是从整体上称赞三苏父子的文学才华超过了汉代擅长作赋的王褒、扬雄、司马相如。从文章学术的系统性看，三苏既一脉相承又相互补充。以经部著作为例，苏洵主要致力于易学和礼学，著有《易传》和《太常因革礼》。苏洵作《易传》没有完成就去世了，苏轼便接着父亲作，所以又有《东坡易传》。苏轼在经学方面除了《周易》，还重点研究《尚书》和《论语》，所以著有《书传》和《论语说》。而苏辙也有《论语拾遗》，可以算作对东坡《论语说》的补充。除此之外，在父亲和哥哥没有专门研究的《诗经》《春秋》《孟子》方面，苏辙又有自己的见解，著有《诗集传》《春秋集解》《孟子解》，算是对父兄学术的一种补充。
　　北宋文学大家欧阳修曾经感叹：“眉山在西南数千里外，一日父子隐然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遂擅天下。”从读书蜀中到闻名天下，我们可以看到苏家故宅家庭教育的奠基作用。

砥砺初心经世济民
　　●苏轼的初心就是回归初心、不负初心、砥砺初心，做到对理想执著、以百姓为念、向国家负责，这是我们今天治国理政应该汲取的精神资源
　　苏轼元祐六年五月在《杭州召还乞郡状》中说道：“臣若贪得患失，随世俯仰，改其常度，则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终不变，则群小侧目，必无安理。”联系上下文看，苏轼的初心就是正言直行、坚守原则。在这篇奏议当中，苏轼强调“危言危行，独立不回”，坚持“直道而事人”，反对随世沉浮，始终不改“常度”。我们知道，儒家士大夫的处世原则就是坚持自身操守，而士大夫的原则和操守又构成国家纲纪的基础，所谓“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在《杭州召还乞郡状》中，苏轼回顾了步入仕途以来的主要经历，不管是王安石新党执政还是司马光旧党上台，他都坚持为官的基本原则，绝不苟合流俗。虽然饱受政敌攻击、历经官场起伏，但始终不能动摇他对初心的坚持，概括起来，就是对理想执著、以百姓为念、向国家负责。
　　首先是回归初心，对理想执著。元丰六年，苏轼在给弟弟苏辙的诗歌《初秋寄子由》中写道：“百川日夜逝，物我相随去。惟有宿昔心，依然守故处。”他回忆起与弟弟一起在汴京城外的怀远驿读书备考的场景。面对时间的流逝，不变的是始终坚守的“宿昔心”。这个“宿昔心”，就是读书人学以致用、兼济天下的抱负。在苏轼八岁的时候，他到乡校读书，这一年是宋仁宗的庆历三年，著名的庆历新政就在这年开始，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是这场新政中的活跃人物。当时有人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歌颂朝堂上人才济济的局面，所谓“选人之精，得人之多，进人之速，用人之尽”，令人叹为观止。有一天，苏轼在学校里听到老师和一个长辈在讨论这首诗，这个朋友刚刚从京城回来，把庆历新政的消息带回眉山。苏轼在一旁悄悄地听，很快就能背诵这首《庆历圣德诗》。诗中一共歌颂了参与庆历新政的十一位重要大臣，苏轼就很好奇地向老师打听他们的事迹。老师说：“小孩子打听这些干嘛？”苏轼还是穷追不舍，他说：“这些人都是天上的神仙吗？如果是神仙，我就不过问了。如果就是凡人，我为什么不可以了解呢？”老师觉得年纪轻轻的苏轼很不一般，就把《庆历圣德诗》中十一位大臣的事迹一 一告知，并且强调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这四个人是最了不起的。所以年幼的苏轼虽然没跟他们见过面，但早已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苏轼评价欧阳修时说道：“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这是对庆历士风的高度评价。
　　那么在仁宗朝，哪些具体的人才政策促成了这样的局面？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制举考试。宋仁宗天圣七年，皇帝下诏设立“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才识兼茂明于体用”“茂材异等”等九科，统称为制举的“天圣九科”。苏轼在夸赞仁宗皇帝广纳天下英才时说：“非仁宗之大，其孰能容此万人之英乎？盖即位八年，而以制策取士，一举而得富弼，再举而得公。”仁宗朝很多名臣都参加过这个制举考试。制举应试是“诵说古今，考论是非”，就是要对历史和现实能提出独到见解和对策。从这个角度看，苏轼的初心与仁宗朝“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的士风密切相关，这是他初入仕途的理想与抱负。
　　其次是不负初心，以百姓为念。苏轼在《杭州召还乞郡状》中强调“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负心”。“不负心”的具体表现就是贴近民众，关注民生。他在《谏买浙灯状》指出：“卖灯之民，例非豪户，举债出息，畜之弥年。衣食之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唯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此事至小，体则甚大。”强调皇帝为民父母，要照顾卖灯百姓的衣食大计，不要减价降酬，与民争利。在与司马光争辩兵役法规的利弊时，苏轼也将民众疾苦作为政策调整的出发点，既反对“免役”的聚敛民财，又担心“差役”造成贪吏滑胥欺压百姓，其论事议政的出发点就是民众的基本生活。他强调役法不能给百姓增加负担，要以百姓喜悦、人情安定为考量标准。在地方官任上，苏轼也始终以方便民众为施政的中心。如在密州实行“给田募役法”，旨在“因法以便民”。徐州遭遇洪水时，身为地方长官的苏轼亲上一线，穿着防水鞋具，驻扎在城楼上，指挥抗洪工作。当洪水漫延、冲毁民居时，苏轼又命令熟悉水性的人划船装载粮食，救民于水火之中。水退之后，苏轼又积极争取朝廷支援，加固徐州的城墙和堤坝，筑牢防洪工程，维系百姓生活的安稳。“民益亲”体现出百姓对苏轼的爱戴，也是对他“不负初心”、心系民生最好的回馈。
　　第三是砥砺初心，对国家负责。苏轼《谢翰林学士表二首》之二曰：“敢不激昂晚节，砥砺初心。虽洪造之难酬，尽微生而后已。”在其他上奏的场合，苏轼也多次强调这一点。如《谢宣召入院状二首》之一：“知人材之难得，采虚名而用臣。敢不益励初心，力图后效。”这个需要不断磨炼的初心就是不附和、不苟合，始终对君主尽忠、对国家负责的立朝大节。“表”是以臣禀君的上行文体，表的进呈有一个君臣对话的语境。在这里，“君”是“臣”施展才能，经世济国的重要保证，因为“得君行道”是每一个读书人追求的理想。同时，“君”又是国家的代表，臣僚效忠君主，并非只为君主个人，而是为了民众的福祉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可以说，苏东坡砥砺的“初心”，不是为一人一朝，而是为天下万世。要保持“初心”的一以贯之，就必须时刻自我检视、不断淬砺磨练。在《送俞节推》中他感叹“异时多良士，末路丧初心”，指出“我生不有命，其肯枉尺寻”。要做到“不丧初心”，不为外在环境所异化和遮蔽，就必须砥砺节操，历久弥坚。“苏文忠公”有一个“忠”字，这个“忠”就是不因朝廷的政策调整而改变，不因个人的仕途起伏而动摇，坚持独立政见，怀道义以正君心，以天下为己任。后人在评价苏轼时往往称赞其忠义之气，如黄庭坚《东坡先生真赞》云：“至于临大节而不可夺，则与天地相终始。”在黄庭坚看来，苏轼的忠义气节已不限于在朝期间。在“西掖銮坡”“岌岌堂堂”的风光时刻，苏轼当然有上述君臣对话语境中“初心”；但在政治失意、遭遇贬官的磨难时刻，即使有“鲲鲸之波”的危险，苏轼仍然不改初心，不因自己仕途的变化而改变对国家、对天下的忠义之心。这种初心尤其需要磨练。
　　总之，苏轼的初心就是回归初心、不负初心、砥砺初心，做到对理想执著、以百姓为念、向国家负责，这是我们今天治国理政应该汲取的精神资源。

东坡文化影响深远
　　●从古代“苏海”到现代“苏学”，东坡文化的序列和谱系不断拓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提供了丰厚资源
　　苏轼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典范，东坡文化的影响力集中体现在古代朝鲜半岛和日本所处的东亚汉文化圈。从北宋神宗朝开始，苏轼的作品就已流传到高丽，其后对王氏高丽、李氏朝鲜文坛形成深远影响。高丽文人崔滋指出：“今观眉叟诗，或有七五字从东坡集中来，观文顺公诗，无四五字夺东坡语，其豪迈之气、富瞻之体，直与东坡吻合。”谈到高丽文坛李仁老、李奎报对苏轼的模仿，李朝文人金宗直更指出苏东坡在文坛风气变化中的重要影响：“宗直自学诗以来，往往得吾东人诗而读之，名家者不啻数百，而其格律无虑三变，罗季及丽初专袭晚唐；丽之中叶专学东坡，迨其叔世，益齐诸名公，稍稍变其旧习，裁以雅正，以迄于盛朝之文明，犹循其轨辙焉。”如金宗直所言，从高丽朝中叶开始，苏东坡成为文人模仿的典范。
　　南宋时期，苏轼的著述传播到日本。镰仓、室町时代的五山禅僧将讲读苏诗作为学习汉文化的重要手段。苏轼诗歌在五山禅僧群体中有诸多注本，包括瑞溪周凤《脞说》、太岳周崇《翰苑遗芳》、一韩智翃《焦雨余滴》、万里集九《天下白》等，这四部合在一起称为《四河入海》。到江户和明治时期，苏轼诗文的各种选集和评注本更是层出不穷。例如，赖山阳曾编《韩苏诗钞》，以“东坡本色”评价苏诗与苏文，并对三苏的古文风格进行对比。除了著述形态，苏东坡的图画、墨迹等也同样受到日本古代文人的喜爱，引发了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例如，苏东坡墨迹《黄州寒食诗帖》与《李白仙诗卷》在东洋的展览，就激发了日本文人举办“寿苏会”的热情，让东坡生日腊月十九日这一天成为东亚汉文化圈纪念苏轼的重要时间点。而苏东坡的《赤壁赋》也同样走出国门，受到日本、朝鲜等文人的普遍效仿。“赤壁何须问出处”，作为东坡文化的重要符号，赤壁成为世界性的文化景观。
　　20世纪以来，苏轼引发西方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其成果包括年谱、传记、版本研究、译本、选本、作品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绘画与书法研究、戏剧研究等。林语堂用英文写成的《苏东坡传》为人所熟知，而美国汉学家贺巧治的《苏轼传》则从苏辙所撰墓志铭出发，勾勒了苏轼一生的详尽资料。此外，艾朗诺、管佩达、唐凯琳、包弼德、傅君劢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样值得重视。从巴蜀到天下，从中国到世界，从古代“苏海”到现代“苏学”，东坡文化的序列和谱系不断拓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提供了丰厚资源。
　　（作者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苏轼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