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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好“总开关”问题的必修课

——《矛盾论》导读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矛盾论》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这一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深刻揭示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与《实践论》一起共同奠定了党的思想路线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是中国共产党人掌握看家本领、解决好“总开关”问题的必修课。□王文兵 荆世群

“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文章
　　●《矛盾论》是为从思想上肃清党内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错误，正确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正确认识和解决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及其关系而写的，是为从理论上武装即将开赴抗日前线的将士们而写的

　　1960年前后，毛泽东回顾说：“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那么，“当时的需要”到底是什么呢？毛泽东为什么又不能不写《矛盾论》呢？
　　从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开始，中日民族矛盾日益激化。为促使蒋介石积极抗日，1936年12月，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经由中国共产党人的调解，获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的重要标志，是中日民族矛盾超越阶级矛盾而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节点，拉开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历史序幕。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引发思想矛盾。当时党内主要出现了两种错误的思想倾向。一种思想倾向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唯国民党马首是瞻，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就是这种思想倾向的集中表达。他们没有看到阶级矛盾并没有因民族矛盾激化而消失，相反，阶级矛盾会通过民族矛盾的方式表现出来。另一种思想倾向则是以博古为代表的“左”倾关门主义，他们未能深刻把握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根据以往的经验，抵触、怀疑、消极对待与国民党的合作，只承认国共有矛盾，而不承认国共矛盾在不同时期各有其不同特点，需要具体分析并采取不同的方针。
　　无论是右倾投降主义还是“左”倾关门主义，无论是教条主义还是经验主义，都是主观主义，曾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甚至给中国革命造成灭顶之灾。能否克服以教条主义为典型的主观主义，事关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
　　遵义会议解决了党的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领导机关的统治，而没有来得及解决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问题。
　　1935年10月，党中央抵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后，就准备从政治上思想上系统清算和纠正“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论著中，毛泽东主要从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系统清算了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1937年撰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毛泽东从哲学和思想路线的高度系统清算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指出教条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抽象化、教条化，不从实际情况出发，具体分析具体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
　　毛泽东写作《矛盾论》，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期，是在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节点上应运而生的，是为从思想上肃清党内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错误，正确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正确认识和解决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及其关系而写的，是为从理论上武装即将开赴抗日前线的将士们而写的。
　　《矛盾论》的诞生经历了一个千锤百炼的历史过程，大致包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毛泽东认真批阅苏联哲学教科书等著作，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这是毛泽东写作《矛盾论》的准备阶段；第二个阶段，毛泽东为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随后，一些党政军机关及传媒机构选取其中一节“矛盾统一法则”油印或出版单行本，这是《矛盾论》的雏形；第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精心修改《矛盾统一法则》，改名为《矛盾论》，于1952年4月1日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并被编入《毛泽东选集》第1版第2卷，这是《矛盾论》的基本定型。随后，毛泽东又做了修改，后被编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这是《矛盾论》的最终定型。

“一体两翼”的理论结构和思想内容
　　●《矛盾论》深刻阐明了矛盾的内部性与外部性、普遍性与特殊性、主次性与转化性、同一性与斗争性及其辩证关系，即分内外、别共殊、分主次、辨异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统一战线战略策略奠定了哲学基础

　　《矛盾论》以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以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为两翼，以矛盾的特殊性为重点，以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相互转化为枢纽，呈现出“一体两翼”的理论结构和思想内容，鲜明地体现了世界观与方法论、辩证法与认识论、理论与实践高度统一的理论特征。
　　所谓事物的矛盾法则或对立统一法则就是指事物的矛盾运动是事物产生和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事物的内部矛盾运动即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而事物的外部矛盾运动即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矛盾论》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唯物辩证法就是研究事物的矛盾运动。矛盾法则既是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根本法则，也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
　　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及其关系是事物矛盾运动的表现形式。《矛盾论》认为，矛盾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我们要理解矛盾法则既必须理解矛盾的普遍性，又必须把握矛盾的特殊性，更必须把握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如果说矛盾的普遍性旨在论证矛盾法则的普遍有效性，反驳“外因论”，那么，矛盾的特殊性则旨在说明矛盾法则的具体表现形式，强调不能把矛盾法则公式化。如此一来，把握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就成为理解矛盾法则的关键问题或矛盾问题的精髓。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矛盾论》以矛盾的普遍性作为矛盾学说的逻辑起点；以矛盾的特殊性作为矛盾学说的重点内容；以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作为矛盾问题的精髓，分析了事物矛盾运动的过程性及其阶段性，提出了普遍矛盾与特殊矛盾、根本矛盾与非根本矛盾、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等一系列对偶概念及其相互转化的思想，揭示了事物矛盾运动的不平衡性，建构了一个矛盾特殊性的分析框架，使矛盾特殊性分析按照“别共殊”和“分主次”的思路逐步走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从“矛盾转化”的分析中引出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分析。
　　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及其关系问题阐明了矛盾法则的普遍有效性和表现形式而尚未阐明矛盾法则的运行机制。因此，《矛盾论》指出，在懂得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之后，我们必须进而研究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问题。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及其辩证关系正是矛盾法则的运行机制或事物矛盾运动的动力机制。事物的矛盾运动采取两种状态，一是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即量变，二是显著地变动的状态即质变。“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矛盾双方既同一又斗争促使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相互转化，这正是事物矛盾运动的内在原因。
　　为了阐述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引入了两个相对应的哲学概念：常住性和变动性。事物的常住性主要是矛盾的同一性的表现，它为斗争性提供条件和寓所；事物的变动性则主要是矛盾的斗争性的表现，它导致旧统一体的破裂和新统一体的产生。因此，矛盾的同一性相当于事物的常住性，斗争性相当于事物的变动性。由于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而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所以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而矛盾的斗争性则是绝对的。“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总之，《矛盾论》深刻阐明了矛盾的内部性与外部性、普遍性与特殊性、主次性与转化性、同一性与斗争性及其辩证关系，即分内外、别共殊、分主次、辨异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统一战线战略策略奠定了哲学基础。

首次明确提出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唯物辩证法是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锐利思想武器，是我们为解决好“总开关”问题而必须掌握的看家本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矛盾论》依然是我们深刻把握和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必修课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矛盾论》首次明确提出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就把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提到世界观的高度来认识，从而使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了。
　　《矛盾论》之所以首先从世界观和方法论高度系统阐述对立统一规律，乃是因为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党内的“左”、右倾错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思想根源就在于其世界观和方法论不对头，不懂得、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未能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而是不断从一个极端陷入另一个极端。
　　陈云说：“陈独秀的错误，李立三的错误，王明的错误，不是由于这些人发神经病，或者因为他们是傻瓜，主要是由于他们夸大了事物的一面，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些错误的思想根源，归根到底在于他们未能深刻把握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是陷入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因此，中国共产党要克服“左”右倾错误，就不仅要从政治上军事上分析和批判表现为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左”右倾错误，而且必须从世界观和方法论高度上揭示其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根源，使全党认识到，“左”右倾错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并不是什么技术性、操作性的具体错误，而是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根本错误。
　　陈云回顾说：“在延安的时候，我曾以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对我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他要我学点哲学。”只有从两种世界观的根本对立上阐明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思想根源，才能从思想上彻底批判和清算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克服主观主义，从根本上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避免重犯错误。
　　党的一切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正确和错误，党的全部工作和实践活动的成功与失败，其思想根源均在于是否坚持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关于掌握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作了极其深刻而具体的论述，强调只有从世界观和方法论高度掌握和运用唯物辩证法，才能正确分析中国革命的内外矛盾，正确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战略和策略。
　　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阐述矛盾法则首先强调的是事物自身的本质的矛盾运动，是事物发展的内因与外因及其关系的辩证法，这样就将人们的目光首先引向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内因和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自身的力量，为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的原则立场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世界观和方法论高度上把握和阐述事物的矛盾法则，并运用这一法则科学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深刻剖析和不断清除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思想根源，从根本上用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不断解决的理论任务和政治任务。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概括为“总开关”问题。
　　在新的现实基础和时代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再度在与形而上学的比较分析中，彻底揭露了形而上学的致命要害，深刻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要求：“世界上只有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瞎说一气，不需要依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而坚持唯物辩证法，则要求用大气力、下真功夫。我们一方面要加强调查研究，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真正掌握规律；另一方面要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习近平总书记“世界上只有形而上学最省力”的论断与毛泽东“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的论断一脉相承。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我们掌握和运用唯物辩证法提供了根本遵循。
　　唯物辩证法是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锐利思想武器，是我们为解决好“总开关”问题而必须掌握的看家本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矛盾论》依然是我们深刻把握和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必修课。
　　［作者分别系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暨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本文系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毛泽东研究的基本格局及其哲学分析”（17YBA37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