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和皮洛遗址为何双双入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从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址群到成都水井街酒坊遗址，从成都老官山西汉木椁墓到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从稻城皮洛遗址到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成为展示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的一个个缩影。
　　每一次考古活动都会吸引社会各界关注，每一次重大发现都会成为网络热点，为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文明取得的灿烂成就，认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发挥了重要作用。
　　　　3月31日，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四川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和稻城皮洛遗址双双入选。这是继3月中旬入选2021年度中国考古新发现之后，它们再次获得业界大奖。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国家文物局指导下进行的全国考古最高奖，迄今已连续评选30多届，每年的竞争都异常激烈。今年入围终审的20个考古项目中，不乏陕西宝鸡周原遗址、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以及河北正定开元寺南遗址等知名项目，为何四川报送的两大项目能够一路闯关、双双笑傲“十大”？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吴晓铃

专家力挺
不惧同台争艳

　　2021年3月，三星堆首次发布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考古发掘成果。当黄金面具、满坑的象牙、青铜器以及首次发现丝绸残留物等考古成果一经公布，立刻引起举国关注。央视连续对考古成果进行直播、三星堆博物馆因此游客爆满……彼时，不少业内专家认为，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新发现，完全可以申报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没想到去年9月，国家文物局又以“考古中国”的名义，发布了四川稻城县旧石器遗址——皮洛遗址的重大考古成果。这处遗址不仅年代至少在距今13万年以上，更为重要的是它位于青藏高原东麓，海拔高度达到了3750米左右。在遗址发掘中，考古人员在此发现了包括手斧在内的大量石制品，证明至少早在13万年以前，人类就已经从高原东南麓进入，逐步征服并不适合人类居住的青藏高原；更以制作精美的手斧等阿舍利产品组合，证明东方早期人类文化并不落后于西方。
　　这个重大考古项目申不申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如果四川申报两个项目，会不会出现“同室操戈”的情况？2021年9月初，在稻城举行的皮洛遗址专家会上，来自全国的旧石器研究领域的专家纷纷就皮洛遗址的价值进行了评价。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专业委员会主任高星现场公开提议皮洛遗址申报2021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面对三星堆遗址已经在全国学术界和公众中取得的重大影响力，高星直言：“皮洛遗址从学术价值角度而言完全不输于三星堆！”
　　“既生瑜、又生亮”说明了四川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保一”还是“冲二”？这是一个幸福的选择题。回看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历届评选，河南、陕西等考古大省常有一年获得两项甚至三项“十大”的情况，就连四川也曾在1996年和2013年共两次同时获得两个“十大”。考虑到本次皮洛遗址和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分别属于旧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代，并且两个项目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都十分巨大，最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再次同时报送了两个项目。

竞争激烈
双双高票通过

　　2021年，全国实施的考古项目多达1700余项。经国家文物局审核，最终确定32项参评“十大”。此后，评选活动办公室组织投票推荐产生20项进入了终评。从遗址年代来看，入围终评的20个项目中，史前考古7项、夏商周考古6项、秦汉魏晋南北朝考古1项、唐宋元明考古6项。史前考古成果依旧丰硕，夏商周考古与唐宋元明考古齐头，紧随其后。从地域分布来看，入围终评的20项考古发现来自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山西、浙江、四川、陕西、甘肃5省均有2项入围，占据初评半壁江山。
　　20个项目实力强劲、竞争激烈。
　　从大型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到仰韶时期史前聚落，从周原遗址先周时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到“未曾使用便罢建”的明中都遗址，从人迹罕至的烽燧遗址再到古今叠压引得市民围观的开元寺南遗址……入选项目遗迹种类多样，遗址内涵丰富。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发现了“史前木构豪宅”、浙江余姚施岙遗址见证了沧海桑“田”、湖北云梦郑家湖墓地出土了“第一长文木觚”，重要考古发现层出不穷。
　　选谁弃谁？
　　2月底，“十大”初评结果通过投票揭晓。部分考古发现得到评委的一致认可，得票数第一的项目以209票全票入围终评，位列前十的项目得票数均在149票以上，多个项目得票数相同，竞争十分激烈。但是，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和皮洛遗址的一路闯关几乎没有太多悬念。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霍巍是今年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委之一，据他介绍，四川的两大参评项目在初评时得票都非常高，而全票入围终评的，就是三星堆遗址祭祀区。
　　3月30日，“十大”评选开启终审，来自全国考古界的评审专家听取了20个项目的考古成果汇报。在3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和皮洛遗址果然不出所料，双双跻身“十大”。其中，皮洛遗址是唯一一个入选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为何获奖
价值足够重大

　　事实上，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和皮洛遗址考古成果出炉之时，学术界就已经认识到了它们的重要价值。尤其皮洛遗址，学术界认为获评“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也并非没有可能。
　　说起皮洛遗址，高星一直十分激动。在他看来，皮洛遗址无疑是近年中国旧石器考古中最重要的发现，甚至是具有世界性重大学术意义的考古新发现，用“石破天惊”来形容都不为过。“它首次建立了四川和中国西南地区连贯、具有标志性的旧石器时代特定时段的文化序列，为该区域其他遗址和相关材料树立了对比研究的参照和标尺。尤其皮洛遗址发现的阿舍利技术体系的手斧等遗物，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遗存，将彻底证明东方早期人类文化并不落后于西方。”不仅如此，皮洛遗址地处青藏高原，充分展现了早期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能力、方式和历史进程。在高星看来，这些重大学术成果，可以提高中国的学术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有助于追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远古根系和源远流长的华夏民族与中华文明的史前根脉。
　　至于三星堆遗址的新一轮考古发掘成果，同样意义重大。在三星堆祭祀区6座祭祀坑发掘中，霍巍带领的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团队全程参与。在他看来，三星堆新发现的前所未见的遗迹和文物，进一步充实了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内涵，促进了关于三星堆遗址及古蜀文明的祭祀行为和祭祀体系研究。大量精美青铜器的发现，揭示出中国青铜文明一处崭新的面貌，展现出世界青铜文明的多样性。在霍巍看来，这同样也具有国际关注度。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则强调三星堆考古新发现再次实证了中华文明由多元一体形成，在中华文明早期“满天星斗”之中，三星堆和古蜀文明是其中闪亮的星斗之一。

全民考古热
提升文化自信

　　霍巍介绍，对于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此次能够高票入选“十大”还有另外几个重要因素：考古发掘创新方式方法，以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影响力。
　　据了解，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既考量项目的学术价值，同时，如果社会影响力、考古发掘方法等方面成效显著，也会成为重要加分项。事实上，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江口沉银遗址）能够获得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除了出水上万件张献忠的“沉银”以外，还在于创新围堰考古、采用大量高新技术让考古工作更加便利以及公众的参与度关注度极高。
　　同样，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此次发掘，运用“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单位合作”的新理念，搭建了现代化多功能保护大棚、恒温恒湿考古发掘舱、现场应急保护实验平台、多功能考古发掘操作系统、远程控制系统、24小时不间断拍摄系统等，让科技助力发掘。尤其是联合全国30多家科研院所开展工作，在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学术研究等多方面进行集体攻关，取得了丰硕成果。北京大学、上海大学、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等参与了三星堆祭祀区的发掘和文物保护，三星堆发现丝绸，也离不开中国丝绸博物馆研究人员的鼎力支持。此外，在三星堆黄金面具的延展修复、象牙保护以及青铜矿料来源等研究环节，都积极探索多单位和多学科合作，必将对中国考古学、田野考古和科技考古等的发展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发掘成功引来举国关注。央视连续两次直播和全国媒体的持续报道，让公众看到了一个更加多元、精彩的古代中国，让曾经冷门的考古成为大众话题，让三星堆博物馆一夜爆火。它唤起了公众对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关注，提升了国人的文化自信。从这个角度而言，三星堆祭祀区的发掘，无疑是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的一次成功实践。

专家点评

　　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新发现，以大量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甚至金器等材料，为更深入了解三星堆文化以及其祭祀体系，提供了重要资料；大量精美文物，也具体而微地实证了三星堆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赵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面积约100万平方米的皮洛遗址，在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中非常罕见。以前的旧石器遗址主要发现在北方，此次在中国西南发现的皮洛遗址，是一个巨大宝藏。它揭示了早期人类对青藏高原的开发过程，阿舍利技术体系的石器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莫维斯线”论战画下了休止符，对早期人类大范围迁徙和技术交流提供了全新资料。所以皮洛遗址获得“十大”当之无愧。

精彩点击
成都老官山西汉木椁墓
　　第一次发掘出蜀锦织机模型；第一次发现早已失传的扁鹊医学体系的多部竹简医书，填补了中华医学史的空白；第一次发现西汉时期完整经（络）穴医学漆人像；第一次大批出土名满天下的西汉成都漆器。
石渠吐蕃时代石刻
　　是首次在雅砻江沿岸发现的吐蕃石刻，为唐蕃古道走向或文成公主进藏路线的考证提供了新的资料，填补了青藏高原东部唐蕃古道走向重要环节的资料空白，为研究吐蕃时期佛教史、佛教艺术史、唐和吐蕃关系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
　　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内水考古项目，对研究明代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物质文化乃至明末清初的社会历史走向都具有重要意义。
稻城皮洛遗址
　　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近万件石制品和用火遗迹，首次建立了中国西南地区具有标志性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遗址发现的手斧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遗存，也是目前东亚地区形态最典型、制作最精美、技术最成熟、组合最完备的阿舍利组合。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
　　截至目前，6座新发现祭祀坑已经出土编号文物上万件，而近完整器超过2400件。新发现的遗迹和遗物，进一步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内涵，也将促进关于三星堆遗址及古蜀文明的祭祀礼仪和祭祀体系研究，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进一步阐释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基本认识。

三星堆6座新坑
迄今已出土编号文物12000余件
　　三星堆新发现6座祭祀坑考古发掘工作仍在进行。记者了解到，6座祭祀坑截至目前已出土编号文物12000余件，成果丰硕。
　　据介绍，在这12000余件文物中，包括近完整器超过2000件，其中铜器1000余件、金器500余件、玉器530余件、石器120余件、陶器10余件，另提取完整象牙450余根。明星文物也层出不穷——5号坑出土的金面具、鸟形金箔饰，3号坑发现的铜顶尊跪坐人像、世界最大青铜面具、铜人头像、铜立人像以及4号坑发现的铜扭头跪坐人像，8号坑发现的铜“神坛”、铜龙等都曾引来网友关注。此外，三星堆还首次发现了丝织品残痕、象牙雕等文物。部分文物从造型、纹饰来看，均为此前所未见。目前，7、8号坑的发掘仍在紧张进行。从现场情况来看，8号坑还会有大量新发现。此外，5号坑也已整体进行切割搬迁回实验室，未来将在实验室进行金片等文物的提取以及更多研究。
　　在考古发掘之外，对6座祭祀坑的性质、年代等学术问题的研究也同步推进。三星堆祭祀区发掘执行领队、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介绍，三星堆通过发掘，明确包括1986年发掘的1、2号坑在内的8座祭祀坑均为西北-东南走向，与东北侧三星堆城墙大致平行。在8座坑所在的区域内，没有发现与祭祀坑同时期的其他居住遗存。目前，考古人员只发现了8座祭祀坑、小型圆形祭祀坑、矩形沟槽以及与祭祀坑同类埋藏文物的灰沟和大型建筑。
　　根据8座祭祀坑的层位关系，结合3、4号坑出土的陶器、4号坑测年结果，以及目前已经明确的不同祭祀坑出土文物可以拼对复原的现象来看，考古人员初步判定第1、2、3、4、7和8号坑的年代为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大致相当于晚商殷墟四期，第5、6号坑年代稍晚，大致相当于西周早期。三星堆人为何要将国之重器埋入坑中？记者了解到，根据现有材料，考古学者的看法仍不统一。未来，三星堆考古发掘仍将继续进行，历史的真相有朝一日终将揭晓。

稻城皮洛遗址
课题预设下的重大发现
　　稻城皮洛遗址的重大发现，在学术界被誉为“石破天惊”。然而，它的诞生背景却是基于配合基建进行的川藏铁路调查。正是考古人员主动预设在基建调查之余同步进行旧石器时代摸底调查，才有了皮洛遗址的考古成果。稻城皮洛遗址发掘执行领队郑喆轩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研究室主任。2019年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布置了川藏铁路文物调查任务，郑喆轩主动请缨，并且提出了基建和旧石器时代摸底调查相结合的工作思路，成为其后川西高原及四川持续不断开展系统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工作的最初契机。
　　在高原进行调查，考古人员既要克服高原反应导致的头痛及疲惫，还要面临拉网式调查勘探却一无所获的挫败。郑喆轩介绍，他和团队不断调整思路、总结经验，终于在当年3月，在新都桥发现了一件旧石器时代的代表性工具手斧。
　　此后，川藏铁路调查任务完成，团队便转入了旧石器时代考古专项调查，最终在2020年5月发现了皮洛遗址。这处遗址的收获之丰，让考古人员完全无法想象。他们在调查当天就发现了少量的石核、石片；次日捡到了手斧。再过两天，发现其中一个区域暴露的旧石器俯拾皆是，仅手斧就采集了差不多20件。
　　消息报到国家文物局，考古工作者获批对皮洛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进一步探索古人类征服青藏高原的历史过程，最终发现——皮洛遗址，是迄今青藏高原发现面积最大、地层保存最完好、堆积连续、文化类型最丰富多样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迄今世界海拔最高、东亚地区最典型精美的手斧遗存及世界最早的人工刻划行为，填补了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对研究早期人类对青藏高原的开发过程、早期人类适应高海拔环境的能力和探索东亚手斧的分布与源流、东西方人群迁徙与文化交流等国际重大学术问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与信息。
　　皮洛遗址的发现，充分反映出中国考古学课题性越来越强、学术目标愈加明确等主要发展特点，不断推动中国考古学走向深入。皮洛遗址的调查，正是变“被动”为“主动”，始终将课题贯穿始终，将配合基建发掘视为解决学术课题的机会，不遗余力将研究做深、做透的结果。

坚定文化自信
四川考古奏响“盛世华章”
　　3月31日，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四川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和稻城皮洛遗址双双入选。这是继3月中旬两个项目入选2021年度中国考古新发现之后，四川考古再获殊荣。
　　回首过往，四川从来不是国内第一梯队的考古强省。然而最近几年，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三星堆、皮洛遗址频频斩获十大考古新发现，罗家坝、城坝、宝墩等遗址的考古发掘，同样国内瞩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四川考古为何这样炫？一系列重大成果的背后，是四川对考古工作重要价值的深刻领会，更是对以考古为依托涵育文化自信的有力践行。
　　把握导向，立足传承。“考古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我省深刻认识到考古对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精准把握考古发现展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的重要价值，先后出台《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实施意见》《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实施方案》等系列文件，为考古工作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路线图。
　　单列四川省文物局，增设考古处，推动成立三星堆研究院、四川石窟寺保护研究院……我省对考古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保障，为考古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探索未知，揭示本源。推动“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考古发掘新理念贯穿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发掘始终，助力三星堆在发现丝绸、象牙保护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科技赋能，面向未来。既要有考古成果，还要讲好中国故事。高科技赋能三星堆新一轮发掘、连续组织展开三星堆大直播、推动三星堆文物上春晚，种种举措面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四川篇章，深刻阐释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不断增强着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
　　古人13万年前就征服青藏高原、古蜀人创造了神秘独特的青铜文明……从“证经补史”到刷新历史、书写历史，一幅色彩斑斓、神秘壮阔的四川历史画卷，正由考古揭开。博物馆人流涌动、考古新发现频霸热搜、“全民考古”蔚然成风、社会文明持续提升……文物滋养的文化力量日益凸显，文化自信在四川人心中不断增长。
　　坚定文化自信，彰显文化力量，四川考古正在奏响“盛世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