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后，一些经济体出现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的现象——

防止收入差距扩大 四川当前应注意什么？

　　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左右时，收入分配领域会发生什么变化？
　　不久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在其季度报告会上给出过回答。这场主题为“人均一万美元以后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报告会提出，德国、法国、日本等经济体此后普遍遇到收入分配进一步恶化等问题。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说得更直白：当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财富“会加速向少数人群集中”。
　　当然，上述现象背后的原因各异，不能简单套用。但它也不失为一个提醒：当四川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左右，我们在收入分配领域要注意什么？又该做些什么？
□川观智库首席研究员 熊筱伟

重点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或将“先扩大后缩小”
要想加速拐点到来应抓好两件事
　　收入分配差距通常表现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阶层之间,这些领域是四川乃至全国避免收入差距扩大的传统着力重点。受访专家提醒，当前它们也应继续得到重点关注。
　　关于城乡居民收入，多位受访专家提出四川或将出现“差距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这样的判断是基于对历史规律的把握和对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等工作的信心；至于差距会先行扩大，则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理由——
　　一方面是对既有数据的梳理。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罗哲、成都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任跃文都提到，近年来四川城乡居民收入的比值固然在不断缩小，但两者间差距的绝对值仍在扩大——根据公开数据，2016年我省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绝对值是17132元，到2021年则增至23869元。
　　另一方面是考虑到多个影响因素的存在。综合受访专家观点，至少有两个因素可能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一是财产性收入的城乡差异。根据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玉峰团队研究，2019年四川城镇居民财产净收入是农村居民的6倍以上。多位受访专家提到当资本投资回报率超过经济增长率，这一差异或加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二是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城乡差异。西南财大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贾晋提醒，其不仅会直接影响居民收入，广义上这种“城乡之别”也可被看作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一部分。
　　那四川如何加速拐点的到来？受访专家普遍提到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靠乡村自身发展，这涉及以盘活要素配置效率为核心进行制度创新等一系列工作，二靠政府调节。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汪同三告诉川观智库，在这过程中政府要发挥好第二次分配的作用，“我们讲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这种思想应该保持下去。”
　　关于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多位受访专家表示这在四川体现较为突出。公开信息显示，去年成都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排名末位市州的2倍。
　　差距还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四川省区域科学学会副会长吴振明表示，人均GDP1万美元意味着区域经济进入新的集聚发展阶段，马太效应（指一种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或更加凸显。西南交大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戴宾提醒，除基础条件差异外，省内不同区域的劳动产出也不尽相同——《四川主体功能区规划》将全省分为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禁止开发三大类功能区域，其中重点开发区只占全省总面积约20%，“换言之，省内不少地方居民的劳动成果不表现为物质财富，而是水源涵养等生态价值。”若无相应干预，区域间居民个人财富和社会公共财富占有不均情况或更加突出。
　　为此戴宾建议，健全区域间利益补偿机制，鼓励生态受益地区与生态保护地区、流域下游与流域上游通过资金补偿或对口协作等方式建立横向补偿关系。与此同时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建立区域均衡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告诉川观智库，导致区域间居民收入差异的原因通常有三个：自然资源禀赋、交通便利程度、资讯通畅程度，“资讯发达也会缩小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因为人会根据信息而流动”。在他看来后两个可以改变，且都和政府产业政策相关。因此要缩小差距，建议政府加大相关政策倾斜力度。
　　至于不同阶层间收入差距，刘志彪认为这和行业、教育壁垒密切相关，建议地方政府重点从拆掉这两方面壁垒入手。

特点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需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省内相关政策要更因地制宜

　　如果说上述情况是共性问题，那“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就更有四川特色。
　　作为全国扶贫任务最重的省份之一，四川已成功实现了现行标准下625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接下来如何防止返贫，就成了避免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命题。
　　围绕这个命题，不久前四川农业大学党委组织部部长、教授杨锦秀带队进行了一次调研。就所到区县来看，杨锦秀发现当地政府都在通过各种方法持续加大就业和产业扶持力度，“当地脱贫户收入都还是有保障的。”这一主观感受，在省统计局联合相关单位完成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监测报告》中得到印证。报告提出“脱贫摘帽地区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项重点监测指标均有大幅提升”。
　　但与此同时，上述报告也提出部分脱贫地区“发展内生动力有待增强”，具体表现为部分地区特色产业培育不足，存在短平快产业发展同质化、产业发展层次低、产业布局和融合发展不充分、长效产业仍处在培育期等问题；部分农户稳定脱贫能力不强，这和人均经营净收入不足、人均公共教育经费较低等问题有关。此外有受访专家提到，这也和脱贫攻坚项目集中建设后，部分地区工程建设项目大幅减少，导致务工岗位相应减少有关。
　　应对上述挑战，受访专家围绕具体问题分别给出了针对性建议。其中有一个共性话题值得特别关注，即省内相关政策设计和扶持需要更因地制宜，探索多元化的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路径。多位受访专家提到，目前省内有的地区防止返贫任务较重，有的则较轻，建议根据不同情况做好政策引导和支持，包括制定分类考核评价方案、明确各项工作时序重点等。
　　一位受访专家强调，当前政府转移支付要特别注意因地制宜，“目前还有一些脱贫地区需要当地政府兜底。如果（转移支付）还是一刀切，少数任务较重的县财政压力就会很大。”这位专家建议对各地巩固脱贫成果任务轻重情况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对相关转移支付工作进行调整完善。

盲点
目前对两类人群的政策帮扶
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综合受访专家观点，防止收入差距扩大，当前四川有两个盲点需引起注意——
　　一个是处于法定劳动年龄段的低收入人群。西南财大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介绍，对比国际经验，四川乃至全国对这个群体的帮扶目前还相对缺乏。当前国内主要是以低保制度为主，医疗救济等为辅，存在保障水平偏低和覆盖面偏窄等问题。如对于不拿低保、但家庭收入水平仍处于低位的人群而言，就很难得到相应帮扶。
　　就重要性而言，甘犁认为加大对这一群体的帮扶力度，是缓解相对贫困、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和“促消费”的有效方式。就可行性而言，西南财大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反贫困政策实验室团队过去几年中在省内多地开展过试点实验，结果表明基于“负所得税”理念（即政府对低于某一收入水平的人口，根据其实际收入给予补贴，收入越高补贴越高，以此作为激励）的现金转移支付制度对促进低收入群体就业、收入和消费方面作用显著，且在操作上有可行性。
　　至于帮扶手段，甘犁建议参考上述实践，针对这一群体完善以“鼓励劳动”为核心的正向激励机制，探索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政策，将奖励制度与提升教育质量等其他发展目标结合，充分调动其主观能动性。
　　另一个盲点是经济转型过程中在专业技能方面掉队的人群。贾晋提到当前四川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期，新兴业态等快速发展，这必然导致一部分人群掌握的专业知识技能与产业转型需求不匹配，从而在就业和收入等方面产生问题。对此多位受访专家提到现有培训政策需就上述变化做出调整，建议针对产业发展趋势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尽快帮助这一群体跟上技能需求变化。任跃文提醒尤其是要做好农民工群体的相关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升级。

延伸阅读
“库兹涅茨曲线”表明收入分配会自动改善？这是误读
　　经济学家很早就关注到人均GDP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他提出了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变化关系的倒U型曲线假说——库兹涅茨曲线，即收入分配差距会随着经济发展（以人均GDP为重要指标）而经历“先恶化、后改善”的变化。因相关研究，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按照这个被广泛传播的理论，我们是否可以不用担心收入分配问题？经济增长，是否会自动导致更公平的收入分配？
　　对此受访专家普遍认为，这是一种误读。一方面库兹涅茨在论文中就明确提出，收入差距大小是由很多复杂因素影响决定的，包括经济、社会、政治等，而他设想的是一个只有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的经济学模型；另一方面我国国情也有其自身特点，因此不能简单套用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