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铁与火的文明史诗 唤醒亚洲文明古国“灿烂的记忆”

□丛雨萌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成博
　　金属冶炼作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发明，在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其坚固耐久的特性也为人类的艺术表达提供了新的载体。王冠、权杖、神像，乃至化妆容器、金属器为我们走近那些古文明提供了一条独特路径。
　　4月28日，由成都博物馆和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联合主办的“灿烂的记忆：亚洲文明古国金属艺术展”在成都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展览通过来自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的268件/套金属器经典藏品，展现亚洲地区金属艺术发展、传播的轨迹，在金声铿锵中，演绎一出文明交往融合的交响。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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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流变：金属艺术展示人类创造之美
　　一辆牛车，从4000余年前“驶来”，携着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低语；一枚印章，穿过厚重的尘土，镌刻阿姆河文明的余光……辽阔的亚洲大陆上，苏美尔文明、哈拉帕文明、阿姆河文明、新亚述王国、乌拉尔图王国、波斯帝国、希腊化王国、贵霜帝国、萨珊波斯帝国等文明古国在这座舞台上相继登台又落幕，它们曾创造灿烂的文明，它们也留下多彩的艺术，它们用铁与火铸成一曲文明与创造的史诗。
　　走进位于成都博物馆三楼的临展厅，如同打开一支历史的“万花筒”。展览以文明先后顺序为线索，在展厅线路的回环往复中，将前述亚洲文明古国牵系万千又各具特色的金属艺术呈现在参观者眼前。
　　“人类对金属的使用，有着相当漫长的历史，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开始对一些自然金属加以使用。”本次展览执行策展人张倩影表示，“当人类掌握了冶金技术，可以通过一些手段从矿石中还原、提取金属之后，就开始了对金属的使用。本次展览就是希望通过对来自亚洲大地上不同古文明的金属器物的展示，让观众深入了解金属是怎么出现的、金属在发展过程中又创造出了哪些艺术造型和不同的文化内涵，从而对金属的起源、发展和传播历程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
　　公元前3500年左右，西亚两河流域的人们开始进行青铜器的制作与生产。此后，通过贸易、文化交流等方式，青铜冶炼与青铜器铸造技术传播至中亚阿姆河文明和南亚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文明，对当地文明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本次展览第一单元“点石成金：神祇信仰下的原始之美”，一件公元前2500年左右苏美尔文明早期的铜牛车首先吸引了参观者的目光，这是此次展览展出的年代最久远的一件文物。铜牛车所拉出的，则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发明——青铜冶炼。“由于当时的人还没有发明辐条，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铜牛车的车轮是板状的，这反映出当时的人们用圆形的木板作为车轮。”张倩影说。
　　在青铜时代早期，由于金属的相对稀缺性，金属器往往被用于贵族生活或宗教祭祀，从而使金属器带有神圣的色彩。来自两河流域的银神像、来自中亚西部的野猪形铜斧无不印证着金属器在文明中的崇高地位。
　　紧随青铜时代之后，铁作为一种更加坚固耐用的金属，于公元前1200年左右，被西亚安纳托利亚地区的赫梯人用来打造工具，人类自此进入铁器时代，展览的第二单元“走向世俗：实用与崇尚的多元发展”展示的就是这一新发展。在这一时期，金、银、青铜等金属的制作技术也迅猛发展，金属材料除了被用来制作礼器，更多的是用于制作具有实用价值的工具、武器、首饰等。比如本次展出的一件两河流域的新亚述王国的权杖头，以青铜为主体，外面包一层铁，顶部下方刻有楔形文字铭文进行装饰，将手柄插入其中后，既可用作武器，也可用于祭祀。“新亚述王国和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乌拉尔图王国的各类金属制品，生动反映了铁器时代金属器物种类的增多、应用范围的扩大，并体现了对武力和权力的崇尚与追求。”
　　至公元前6世纪中叶，人们对金属器的实用性和艺术审美有了更高的要求。在展览第三单元“璀璨流光：冶造艺术的创新互鉴”中，鎏金、锤揲、錾刻、炸珠、凹雕等各式各样的金属装饰技艺伴随着帝国时代的征服与融合，金属器也在这个过程中更加贴近生活，金银等贵金属被广泛使用。“制作精美的金属器，展示了在各国商贸往来频繁、文化交流互鉴的背景下，形成的极富美感的金属艺术。”
　　展览开幕当天，大学生贺巍就和同学一起到博物馆看展，而吸引他们来看展的，是展览预告中提到的一个个古老文明的名字，“从中学历史课本上，我们就开始接触到美索不达米亚、亚述、波斯等名字，但只是寥寥数语，它们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并不清楚，这次展览通过来自这些文明古国的金属艺术品，让我们和这些存在于课本上的名字面面相对，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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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文明交往：金声铿锵演绎文明交响
　　置身于如铜山金穴般的展厅，观众可以看到古老而原始的铜牛车，承载了苏美尔人对繁衍生息的朴素信仰；铭刻着“天下四方之王”的纳拉姆辛王铭文斧，器身斑驳却庄重威严；栩栩如生的山羊纹把手杯，纹路自然成趣；别致精巧的金王冠，成为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后，古希腊文明在亚洲大陆广泛传播的见证……以金属为媒，古人们从实用器皿出发，逐渐创造出一个多姿多彩的金属艺术世界，而古老文明间交流互鉴的历程，也透过相隔千里的金属器上一星半点的痕迹得以追踪。
　　比如一件巴克特里亚王国时期的金王冠，黄金打造的橄榄枝叶向每一位观众传递出其背后古希腊文化的影响，然而在王冠正中，工匠们又选用了阿富汗出产的青金石作为装饰。又或者一件来自贵霜帝国时期的铜连枝灯，器型与酒泉博物馆藏品相同。这种树形的连枝灯，始见于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海昏侯墓亦有出土。
　　“亚洲不同地区的文明虽然在地缘上有距离，但是在文化的交流互鉴上是始终保持着共通。”张倩影表示，中国北方草原、长城地带和河西走廊上，塞伊玛-图尔宾诺式相关器物的发现，或许可证明早在夏代以前，欧亚草原青铜文化就已与中华文明各区域文化产生交流。
　　“本次展览中，我们也特别加入了中国部分，使悠久的华夏文明与亚洲古文明形成呼应。这当中既有文字展板内容，也有来自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出土于盐源老龙头遗址的珍贵青铜器，让观众能够将文物放到亚洲文明发展脉络中比对、观察。”张倩影表示，比如在新亚述王国的权杖头旁边，就放置着来自中国的蛇尾形铜杖和羊首形雷纹杖，各自展示着东亚与西亚的古人对于权力的想象。
　　此外，来自老龙头遗址的两件缀有动物、植物、人物等抽象线条的枝形饰片，以及一件独具特色的铜带饰，更是实证了我国西南、西北地区同亚洲大陆古老文明交流的历史，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体现。“在金属器发展的千年文明中，各地区和文明以金属器为媒，不断传播、交流冶铸技术与冶金工艺，相互借鉴发展，共同绘就瑰丽的金属艺术画卷。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也在这场金属的合奏中，呈现出灿烂的文化底蕴和劳动智慧。”

延伸阅读
亚洲古老文明中的牛
　　我国元朝农业学者王祯在《农书》中说：“农为牛本，有功于世”。在以农耕文明为显著特征的传统社会里，牛是常见的用于农业耕作的牲畜，因其代表着劳作生产、繁衍生息，也逐渐成为图腾被广泛崇拜，这一点无论中外都是如此。在成都博物馆“灿烂的记忆：亚洲文明古国金属艺术展”中，就有这样一批反映各地牛崇拜的文物，为我们走进亚洲古老文明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
　　最古老：来自4000余年前的铜牛车来自苏美尔早期王朝的铜牛车是本次展览最古老的展品，距今已有4000余年。它展现了一幅远古时期的“物流运输”场景：两头大角公牛拉着一辆四轮车缓慢前行。早期的四轮车车轮由木板拼接成圆盘状，尚未出现辐条，略显笨重，多用于宗教场合的祭祀物品运输。
　　最神圣：来自哈拉帕文明的图腾在印度河文明中，公牛具有神性，代表伟大的力量、强壮的体魄，主持献祭仪式的主祭司也被认为是公牛的化身。公牛是哈拉帕文明时期最典型的艺术主题之一，展览中这尊青铜材质的牛，低头亮角，蓄势待发，浑身充满了力量，极具动感。
　　最尊贵：来自阿富汗的黄金“兄弟”展览中，你还能见到一对金光闪闪的“牛兄弟”。这对极具力量感和线条美的“金牛”表现手法极为写实，一头昂首向前，一头转头回望，肌肉骨骼轮廓清晰，动作自然，后腿弯曲，使牛身结构更加稳定，又仿佛是在积蓄力量，准备随时发起进攻。这对金牛充满了希腊特色，其所属的巴克特里亚王国是中亚希腊化王国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