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吉狄马加作品的“文化性”

——以长诗《应许之地》为例

□沙辉
　　为了写这篇关于吉狄马加新近发表的长诗《应许之地》（《十月》2022年7月号第4期）的读后感，我又一次找来吉狄马加的作品集以求全面检视，发现我当初系统研究他作品（2015年）的那部《火焰与词语——吉狄马加诗集》扉页上，我用铅笔写着这么一句阅读感受：“连接起传统与现代的时代的歌者”，这与我反复阅读长诗《应许之地》的深切感受是非常吻合的。
　　的确，吉狄马加进行创作，无一不是抓住“现代”做两件事：回望历史与传统、思考并放眼未来。由此，他的作品不仅仅属于“文学”“诗歌”，也属于“文化”范畴，它的精神实质、它的内容和“卷起”的思想风暴，也是属于文化的范畴的。他是一个抓住“现代”、站在“现代性”之上，放眼传统、放眼未来、放眼精神与文化，并对其进行审视的诗人。吉狄马加的诗歌情结、文学情结和民族情结、家国情结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是其精神的一部分，这从他的言行和作品可以感受到。因为他的“全域性”视角，使得他的作品极具辨识度，产生了广泛影响力。
　　林贤治说，“真正的知识分子，需要具备一种公共立场，关注人类的重大事务，那些生死攸关的所在”，精神性的具备，首先得有精神生活和精神空间，吉狄马加无疑是具备公共立场、文化立场的，是关注人类精神传统和命运未来的，“他的作品是直接和人类命运相关的”。我曾经在评论他作品时指出他的作品是精神性写作，不仅“有精神生活和精神空间”——更多地体现在他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谙熟和深度认可、信任以及蜜蜂吸花粉般地不断汲取和“深挖”，他的作品就是精神性、文化性的直接映射和体现。
　　试看当下许多作品，不是“顾此失彼”，就是或瞻前或顾后或自我或他人或为了诗歌而诗歌或为了艺术而艺术，缺乏一种“全域性”视野、博大精深的胸怀和大的架构、文化性的眼光。面对纷繁多变的世界和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匆匆人间，再难顾及他人”，在全球化与后工业时代，许多人的精神都自动化和适应性地“现代化”了、自我化了，最多就剩下历史角落里的父亲或许还在空无对象地喃喃自语……在我们真实的精神世界，回望传统、回望我们的祖先与来路，在传统之外，在繁杂的当下，谁还可以作为我们的“父亲”带我们回去？
　　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讨论吉狄马加的诗歌特别是长诗，以及其隐于文字背后的精神实质，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就像许多经典作品自身就是当时之文化的产物，也是人类文化的某种密码和承载体，吉狄马加的诗歌和他的其它作品（如评论、演讲稿）天然自带某种强有力的文化气息、文化魅力、文化底蕴。除了“博大精深”“人类性眼光”“在连接起传统与现代的致敬传统中彰显现代性”是我一直以来对吉狄马加作品的总体印象和评价以外，吉狄马加作品所具有的“文化性”，是我这几天才“明了”并能简要说明的一个方面。我以为，他的作品的“文化性”是他深厚文化底蕴、精神大格局的产物，是他作品之所以迷人、具有很强个性和辨识度的重要特征。
　　当我们阅读《浮士德》之类的作品，其中不可掩盖、自然洋溢的浓郁“文化气息”（即它们的文化性）本身就是一道非常迷人的风景。吉狄马加的诗歌同样不可掩盖、自然散发着一种浓郁的“文化气息”（文化性），他的诗歌特别是长诗里面的注释，也相当于是在阐述彝族传统文化，是在介绍彝族文化传统背景——把这些注释连缀起来，就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民俗和民族文化画卷，也相当于是彝族文化传统精髓之一部分了。就像希腊神话是西方国家的精神文化底蕴之所在一样，深厚的彝族文化传统是包括吉狄马加在内的彝族人的精神底色和创作源泉。
　　作为一个“文化气息浓郁”的诗人，吉狄马加的作品天然自带文化的胚胎是脱胎于“文化”的母腹，他善于自觉地去挖掘“文化”的富矿、善于恰如其分地将一些“文化元素”、自己的思想揉进作品中。在我看来，《应许之地》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
　　《应许之地》精神架构宏伟，视野开阔，同他的其它长诗一样，气韵与语词，具有排山倒海的磅礴气势。它从彝族人的现实和未来出发，以诗的语言，揭示人类所要面临的境遇，发人深省、引人深思。
　　诗人写作长诗，犹如小说家写作长篇小说，不仅需要足够的勇气，更需要足够大的体量——思想体量、精神体量，以及对文字、结构、气韵等诸多方面的驾驭能力。长诗需要大的架构，需要“放空”原来的特别是世俗化的自己，又需要以一种气韵、思想和属于诗的、大诗的一些东西来“填满”自己，如此方可着手而作。当然，这对于吉狄马加来说，对于具有大诗人品质、当下公认的中国长诗健将吉狄马加来说，不成问题，他需要做的，是如何突破自我，在不重复自我的基本前提下，创作出另一层次的作品。事实也证明，每一次亮出作品，特别是长诗作品，他不仅没有重复自我，并且每一次都给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让人惊讶和敬佩的作品——《应许之地》是一部比之前的长诗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重要作品。
　　“过去的小路，/已隐没于漂泊者的颅底”“这不是/一个属于马的时代”“因为我们/失去了最后一个能够完整吟唱摇篮曲的人”“尽管这条路并不通往/我们消失的那个传统的世界”……我想提一下的是，《应许之地》将后工业时代与“那个传统的世界”对照、从彝族人的现实和未来出发，从而深刻揭示出人类所要面临的境遇，进而引发人的思考。
　　另外，根据“描述”现代性或者说后工业时代的需要，此部长诗，作者直接让“传统”“现代性”“玻璃”“电站”“克隆”“网络”“电气”“升降机”“货币”“现代”“工具”“理性”“实用主义”等作者此前并未见使用的现代性词汇入诗，这或许也是一种有别于此前写作风格上的变化。事实证明，这些现代性语词的使用，并未使诗性有所削弱，相反，这是非常契合我们的“现代性”生活和现实的。
　　我还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认为这是作者又一个有意思的独创写法——将一些约定俗成的写法恰当而新颖地变通了一下，例如将“诺苏”（彝族自称）写成“啊诺苏”（《应许之地》第八节），当然，结合本诗其它一些地方如“啊不同方言的词语”“啊每一个男孩”（均在《应许之地》第八节）来看，这些“啊”当然是属于单列的一个字的，不过我更喜欢将其误读成“一个词组”来理解，如“啊诺苏”之类——从彝语层面上来讲，“啊诺”“啊诺苏”这样的语词是本来就有的，如此误读之下语义并未产生所谓的完全相反的歧义——而这也算是我作为一千个哈姆雷特之一的一个读者的一点小小权利吧。更何况，这样的有趣解读也并非孤此一处，在《与诗人谈语言和诗歌》（第一百二十八行）我还发现了作者一个有意思的独创——“那里呼呼的象声词从天而降/嚯罗啵罗滚过大地的胸膛”，如果说上面的“啊诺苏”是我的曲解和有意误读的话，此句中的这个“嚯罗啵罗”，是确证作者直接引用了彝语里的一个象声词，而语义上，也与所需要表达的意思是相互吻合的——“嚯罗啵罗”，彝语，象声词（也可用作形容词），用作象声词时相当于汉语的“轰隆隆”；用作形容词时常用来形容“蛮干”“用蛮力做事”；或用来表示“一股脑儿”或“鲁莽”地“推出”（乱石、滚木等）发出的声响（象声词）。在此诗里，我们用两种解读法解读它，好像也并未有大错；而用它代替“轰隆隆”，不仅有效达到了诗歌语言的“陌生化”处理，更重要的是让其更有韵味、生机，强化了语词的丰富性和张力，是一种激活了语词的另一番生机和生命的创造、创新。
　　当然，这不过是从“咬文嚼字”的细微处来解读这些长诗，而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如此解读这些细节，无非是想从另一个侧面指出这些长诗的另一种“风情”和其所包蕴的无限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