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僧、山水、喜鹊与腔调

——谈谈中国人的生命与文学（下）

□李敬泽

一问一答
　　读者问：现代社会很难建立亲近关系，我们甚至有时候都不了解自己。在生命的探索过程中，我们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跟自己对话、更好地了解自己？
　　李敬泽：我要把这个问题回答了，我真的就是一个“卖鸡汤”的，就是一个关于生命经验的贩卖者。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但这其实正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依然认为文学在我们这个时代是重要的。就像你说的，我们不了解自己，或者我们都搞不清自己，你要说花大工夫来琢磨自己，这个事也挺麻烦，而且有时候你还真没法。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文学一定是帮助我们感受自己。我们看每一本书，写的是别人的事，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被这本书所感动，觉得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视野，让我们对世界或者对自己对人有新的感受方向和方式。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潜移默化在改变着自己，或者在潜移默化引导你认识自己。恐怕灵丹妙药没有，但是文学或者读好的文学，任何时候都是人们感受世界认识自我的一个特别好的或者根本的途径。
　　读者问：您写作这么多年，写作过程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困惑是什么？
　　李敬泽：最大的收获，我忽然有点不知从何说起，你知道一个写作者最怕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吗？最怕去的就是图书馆或者书店，在座也有作家，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样，我每次去图书馆和书店都觉得受了很阴柔但是无形的巨大打击和伤害。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已经有这么多书了，这楼里已经有了这么多的书，好话都让人家说完了，聪明话都让人家说完了，书也已经这么多了，就差我这一本？一点都不差这一本，如果没有这本书，这个世界不会有什么损失的。所以，一到书店里看到那么多的书，我就怀疑我工作的意义或者我写作的意义。但是我只能鼓励自己，或者是勉励自己，尽管这个世界上已经有了那么多本书，但是我们只能假定真正对自己有意义的书，或者对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个人某两个人某一万个人某十万个人有意义的书，也许还就差一本，也许还没有写出来。然后，我回去睡一觉，醒来坐在书桌前，我又觉得这事还可以再干，还是写吧，也只能是这样了。

远方和近处
我们和古人发生了一个对调

　　玄奘对我们来说是了不起的，是因为他标记了我们生命中的那个远方，标记了我们生命中的那个陌生的东西，标记了我们怎么走向、冲向、迈向、冒险到那个远方去。但是这个过程中，即使是那个远方在那儿，山水在那儿，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态度，我们内在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古人曾经在王维那里，在谢灵运那里，山水是熟悉的，因为山水对他来说就是他们家的，就是他自己的，属于他的。其实在我们的人生中，即使在现在，我们面对的根本问题，可能依然是何为远、何为近的问题。什么是我们生命里的远？什么是我们生命里的近？我们对远有多么的熟悉多么的陌生？我们对近又是多么的熟悉多么的陌生？我觉得这个也特别有意思。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有意思的时代，是文明的大变，这个大变不仅仅是硬件的变，其实我们的脑袋也在变，我们整个感觉结构也在变，知觉结构也在变。这个变，其中就有我一开始说的，比如咱们现在要谈印度，不要紧，年轻的朋友，你只要谈起任何话题，他马上手机一掏，这个问题是这样，这个照片有这些，印度哪儿哪儿，没有去过不要紧，照片不用半分钟就给你调出来。这个意义上，世界对我们来说几乎是完全敞开的，已经没有什么云遮雾罩的地方。
　　但是另外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和古人是发生了一个对调。古人是对远方的东西高度陌生，面对着的是一个远方的荒野，但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是对远方已不感到陌生。我有时候在网上看微博，就觉得中国十亿多网民，每天都有很多人在纵论天下大事，尽管他从来没有去过非洲，但是谈起来如数家珍，就跟说他们家门口的事一样。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古人是不能想象的。古人说“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稍微一远的古人就不敢说了。现在的我们在一个现代的知觉结构里，远的地儿我们也敢说，尽管我们也没有去过，但还是有其他各种办法把这个远方纳入我们的知觉结构。然后相应地我们和古人倒转过来，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呢？我们对我们的近处反而是陌生的。古人对近处是熟的，我们是农耕文明，农耕文明意味着这个村子世世代代，你对你的村子，你的村落，甚至山、水，都是熟的，都是亲的，都是世世代代的知识牢牢地锚定在你的知觉结构里。但是到了我们现代人这里，对近处实际上是很陌生的。假设你把你们家的小区想象为一个村，你就会发现你是住在一个极其奇怪的村子里，村子里的村民你也不熟，反正我和我的邻居对门住了已经十多年，到现在我还在猜测他到底是干吗的，每次见面，也很亲切地打个招呼，但始终也没有一个机会坐下来说你到底是干吗的，我估计他看着我也挺奇怪，也在猜我到底是干什么的。
　　这些不说，大家都知道。我就忽然想起一个事，我最近的爱好。为什么说“喜鹊”这两个字呢？北京现在也是鸟类天堂，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和改善，鸟儿特别多。天气好的话，早晨能让鸟儿吵醒，而且北京最常见的鸟儿是喜鹊。我有一天专门在网上买了一个望远镜，架在窗前，人家还以为我变成了一个天文爱好者，为了看天上的星星。不是，我这个望远镜主要是用来偷窥“邻居”。你们也不要误解，我真不是偷窥我们家对面楼上哪个邻居，是因为有一天我站在窗口看出去，忽然发现，斜前方一排树，那树上架着三个鸟窝。我一想，这个鸟窝在我们家门口已经架了应该有一两年了，我就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个“邻居”，所以就打算买一架望远镜架在那儿。现在，每天早晨起来没事，洗完脸刷完牙，喝了茶，首先干的一件事是在望远镜那儿看“邻居”怎么样，看鸟儿怎么样。然后我发现它们是喜鹊，那个家是喜鹊的家，而且我发现竟然是三个窝，反正在我看来它们一定是一个家族分出来的三个窝，现在我基本能给每个喜鹊起名字了，它们谁跟谁是两口子，在哪一窝，谁跟谁是在哪一窝。
　　我要说的不是鼓励大家去偷窥喜鹊，我要说的是，其实在现代人的生活中，我们可能确实失去了什么呢？失去了你和你最切近的周围，你和你真正的那个世界之间的心理关系。我想如果我们是一个农夫，是一个农民，在你们家屋檐下搭窝的那个燕子，你一定是知道它的，这是在我们家里，它等于也是我们家的一部分。但是现在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我们好像已经没有这样的亲密关系。无法说这个水也是我的，这个鸟儿也是我的，这棵树也是我的，我要认识这棵树，我要记录这棵树，我在那么多棵树中一眼就看出这是属于我的那棵树，我们和周围的生活世界已经没有了这个亲密关系。所以我架个望远镜，希望能够和我的鸟儿，就在我们家窗口已经生活了两年的这一群喜鹊，建立起这样一个亲密关系，当然是单方面的亲密关系。但是我对它们也负了一点责任，我现在也习惯每天都在窗台上撒点米、面包屑，我发现它们很挑食，不爱吃米，现在只爱吃面包屑，面包屑还得大小合适。这都是城里的鸟儿。

保持一种陌生的腔调
以陌生人的眼光重新看自己、看世界

　　一千多年前我们有玄奘，走向那个荒野般的外在世界，但是在玄奘之外，我们有一个悠久的农耕文明的传统。这个传统使得我们和周围世界建立起非常亲的关系，非常熟悉的关系，然后在这样一个传统的发展过程中，在历史的演进中，我们的知觉结构也在不断地拓展和变化。包括在类似于安史之乱这样的大灾难中，杜甫带领我们去感受那个无名的、威严的、令人恐惧的大自然。杜甫一路走过来，杜甫的山是威严的你不认识的山。然后到了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完全新的世界，甚至是一个全新的我们自己，我们对这个世界有充分的知识上的把握，甚至我们的感觉结构已经能够无所不及地去把握这个世界的细节。我们甚至能够用显微镜去凝视火星上的一块石头，凝视月亮上的一块石头，好像这个世界对我们已经没有秘密可言。但同时就在我们的近处，就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世界里，我们可能又留下了大片的陌生、空白，这个一定程度上是我这一路说下来要说的根本。我们的文学，我们的人，不论是作为一个作者，还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我们可能都不得不面对变化着的当代的这样一个境地。然后就说到了腔调。腔调就是这么一说，其实自古以来文学就是，我们简化简化再简化，文学只有两种腔调，一种是写你熟悉的，就是说你面对一个你所熟悉世界时候的腔调，叫熟人的腔调，另外一种就是你面对你所陌生的世界的腔调，叫作陌生人的腔调。
　　玄奘口述而成的《大唐西域记》就是一种陌生人的腔调，他真的不熟悉这个世界，他眼中的那个世界，他对不熟悉的东西，要给它描述，要给它命名。而王维、谢灵运他们写山水，是熟人的腔调。面对山水的时候山是亲的，水也是亲的，我和它是相亲的，是在一个自己高度有把握的世界里写这个世界。其实就是这两种腔调，两种腔调好不好？哪个更好？我觉得没有更好这一说，两种腔调都很好，都是非常丰富的一个传统的根本。但是实际上，之所以是文学，之所以是艺术，常常就在于我们有的时候喜欢用自己熟悉的腔调去处理那个陌生的经历，去处理那个陌生的世界。我笔记本上有一条特别有意思，说那天看一个文章，说晚清的时候出了很多半翻译不翻译的书，就是外国书经过中国人的编译来介绍世界，介绍世界历史。其中有一本叫《泰西历史演义》，泰西就是西洋，主要指欧洲，这个《泰西历史演义》是1903年在当时的一个刊物上发表的，后来我找了一下这个《泰西历史演义》，觉得好看得很，特别有意思。为什么？我念一段，其中写拿破仑的，要向当时的中国读者介绍拿破仑。说拿破仑11岁出落得虎眉豹目，身高七尺……而且一味地使枪弄棒，颇有臂力，就有人劝他进武备学堂，将来边疆有事也可以博取功名。拿破仑一想不差，就依了这人的话……
　　如果把拿破仑这个名字拿掉，可能你们都会觉得这几乎就是《水浒传》里的事。这个人物就是《水浒传》里的一个人物，这叫什么？这就是说我们是在用熟悉的语调来处理陌生的人和事。我们完全忽略了这个人和事跟我们熟悉的不一样，是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件事。但是我们用了熟悉的语调以后，就把拿破仑彻底消化掉了，拿破仑也不是拿破仑了，就变成《水浒传》里一个类似于九纹龙史进这样的人物了。这说明什么？说明所谓的腔调就包含我们的知觉结构。我们是用已有的知觉结构来处理拿破仑，结果就把拿破仑处理“没了”，不成其为拿破仑了。所以当我们注意熟人腔调和陌生人腔调的时候，一定程度上讲，我要强调的是我们要警惕或者警觉，过度限在熟人的腔调里，文学也好，包括我们自己也好，一定程度上需要始终保持一种陌生的腔调，以一个陌生人的眼光重新看自己，重新看这个世界，而且你还要有一个陌生人的语言和语调，努力地把这个陌生的世界写出来、表达出来。某种意义上说这才是文学，或者这才是文学能够带给我们的知觉结构，带给我们的精神非常宝贵的那份馈赠。
　　在这个意义上讲，这就好比是我在我们家架起望远镜，拉近镜头去看喜鹊，那个喜鹊对我其实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喜鹊我还不认识？喜鹊我认识，它就在我的生活世界里，但是我平时看不见它，我不注意它，它就是天上飞的鸟儿，我不会注意它。但是我作为一个作家也好，作为一个写作者也好，或者我对我的生活有一点独特想法也好，我会把我的望远镜对着喜鹊，我会让这个熟悉的事物，熟悉到我对它已经没有感知能力的事物，重新变成我的对象。在我的望远镜下，它确实也变成了一个陌生的对象，我发现那是一个小世界，那有很多独特的知识，甚至我觉得我可以写一个《三窝演义》，不是《三国演义》，三窝喜鹊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个故事我就不在这儿讲了，我要另外写出来，在这里不能剧透，我现在很热衷于观察我的喜鹊。
　　总之，不论是面对远，还是面对近，文学可能永远都需要保持着这样一种激情，保持着这样一种能力，世界永远在我们的眼前是新的，永远在我们眼前是陌生的，然后正是由于它陌生，我们才要努力地和它亲起来，才要努力地看到，努力地表达到。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对远方也许是熟悉的，其实我估计这种熟悉本身也是陌生的，但显而易见我们对以前就已经很陌生了，对我们自己很切身的生活世界已经很陌生了，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时代的文学，我觉得绝不是没事可做，这个时代的文学依然有广阔的天地，依然需要用自己有力的书写，帮助我们每一个读者每一个人，来确立、拓展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知觉、感觉，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宽阔的、敏锐的、有力的知觉结构。
　　（本文根据演讲录音整理，小标题系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