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明氏迁居成都


  • 北少城,就是开明进入成都建立的王城。蒋蓝 供图

    开明王朝系年。望丛祠供图

      郫都区红光镇独柏村出土的战国蜀铭文铜戈。   蒋蓝 供图

        

      丛帝鳖灵,一手创立的王朝为什么叫“开明”?为何要迁都?成都之名何来?这些问题,困扰人却很有趣。
    □蒋蓝
    A
    开明”即“启明”
      史载,公元前316年,开明王朝在被秦国灭掉过程当中,王族的一支在王子蜀王泮率领下仓皇南下,抵达了现在越南北部建立了瓯雒国,蜀王泮于是号为安阳王。蒙文通先生在《越史丛考》中指出:“开、安二字音近字通。明、阳二字古音皆在阳部,本常通用。则开明之与安阳,本一词之同音异写,后世不谙其故,遂若为二。”这样一来,情况就变得清晰起来:开明、启明、朱明、昭明等词组的中心是明,也就是阳,开明即是太阳。这也符合古蜀人一直崇尚太阳、光明的泛神崇拜之风。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直径85厘米的“青铜五辐太阳轮”,中部呈半球状突起,周围有5条辐呈放射状,外侧有一圆圈和条辐相连接,这个造型与先民所作崖画中的太阳形状相似,在太阳器上残留着彩绘的痕迹,其用于祭祀的功能明显。这表明,开明王朝,仍然是一个崇尚光与火的族群。
      蜀尚王杜尚,也称开明尚,是蜀圣帝的长子。周朝时期古蜀国第十位国君,开明氏蜀国第九代国君。南宋罗泌的《路史·余论》卷一认为:“开明子孙八代都郫,九世至开明尚,始去帝号称王,治成都。”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徙治成都”是五世开明尚时的事,扬雄《蜀王本纪》就明确认为“开明帝下至五代有开明尚,始去帝号,复称王也”,“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究竟是开明五世还是九世移治成都?长久以来,争论不休,直到“蜀陵”的发掘。
      冯广宏在《论成都商业街开明氏陵》一书中认为,2000年在商业街58号院“蜀陵”发掘过程里,“应该安排8具大型船棺,方告圆满。由此可见陵墓原葬有8代蜀王,那第八代开明八世的葬具,应当就是这位置特殊、棺木特别的13号特大船棺,亦即‘今王’开明九世的直接上辈,也许即其生父,故规格远胜前代。正因为此棺过分豪华,随葬品一定格外丰富,所以盗墓贼格外垂涎,反而破坏得最为彻底。照此看来,迁都的蜀王可确定为九世。”
      这说明,不但是开明王朝的民众集体迁居了,而且连蜀族祖坟也一并迁到了成都。迁都者应是九世开明尚。
    B
    广都与瞿上、樊乡
      在古蜀王朝的广都区域,有两座历史久远的古城,一座史称瞿上,另一座史称樊乡。广都与瞿上、樊乡,都在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广都最早见于《山海经·海内经》:“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明朝杨慎《山海经补注》云:“黑水广都,今之成都也。”
      《山海经》提到了一种水鸟——瞿如,外形像野鸭子。瞿字从双目从隹,隹为短尾之鸟,双目则是突出鸟的眼睛。瞿上,应该是大眼睛水鸟麇集的高坡坝子。
      尽管任乃强先生提出瞿上城在彭州海窝子,是基于对郫的考证,但更多的学者认为瞿上在成都以南。如《路史前纪》卷四云:“蚕丛纵目,王瞿上。”宋人罗苹注:“瞿上城在今双流县南十八里,县北有瞿上乡。”清朝《四川通志》卷四十九云:“瞿上城在双流县南十八里。”而民国时期双流县学者李澄波实地考查后认为:“瞿上城在今新津县与双流县交界之牧马山蚕丛祠九倒拐一带。”蚕丛祠内蚕丛塑像雄伟,其目纵。乡人至今尤称蚕丛为“蚕丛太子”。
      蚕丛为什么定都瞿上?推测起来,那时尚无都江堰,岷江流至川西平原后一无约束,泛滥成灾已是常态。因此治水成了杜宇最为棘手的事情,首先就得选择一个安全的都城。成都平原上牧马山为浅丘,却是平原的腹心地带,定居正是上选。
      何为樊乡?成都平原曾是一片水泽连缀而成的汪洋,古蜀人从岷山迁徙而来,先在成都平原周边高地寻找适合居住、生产之地,这从新津宝墩村、都江堰芒城村、崇州双河村和紫竹村、郫都区古城村、温江鱼凫村等6座史前遗址群可得到证明。经过不断治水,成都平原逐渐从汪洋泽国变成了陆海,治水成效的显现,蜀人从成都平原周边逐渐向中心迁移,居住方式也随之不断演进。历史学家谭继和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古蜀人经历了巢居(在树上筑巢)——干栏式民居(在木桩或竹桩底架上建筑高出地面的房屋)——楼居的发展历程。”为了防止野兽侵袭,蜀人用竹子在干栏式民居外面筑起篱笆,后来,蜀人的居所进阶到更高级别后,就把樊篱围起来的故乡称为樊乡。
      再后来,蜀人的居住方式发展成家家户户竹林茅舍、小桥流水,形成了成都平原独有的生态文化——林盘文化。而川西林盘具有经济、生态与美学等价值,被誉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它可谓是成都平原乡村生活的活化石。
    C
    大水灾与新都城
      开明朝自九世开明尚定都于成都凤凰山之南,那里刚好是山地过渡到平原的结合部。为何要开始修筑都城,即今学者所称之为成都的“北少城”?这也是“烧脑”的问题。
      “北少城”是王城,周长9里(当时1里约合现在442.5米),四面环以夯筑的城墙。北墙约在今王家塘街一线,东墙约在今白丝街以东一线,南墙约在今骡马市一线,西墙约在今青龙巷口至青龙街西口之间一线。同时,开明王朝在今成都北较场武担山一带修筑了宫殿,以作为统治中心,但建筑今已不存。
      开明朝建立了都城,自然会有街道。《华阳国志》称,开明王所迁的目的地为“赤里街”,旧说街在今成都城南一带,就是北接红照壁的南大街。理由在于,古人按照五行学说推测,火色赤,位于南方,所以赤里街应该在城南一带。而要害在于,山川相对封闭、自成文化体系的开明时期,何来黄河地区的五行文化影响到蜀地?这明显是采用现成的文化标签来“倒贴”古人。
      这一推论,四川大学任乃强教授并不赞成。他认为赤里当在秦成都城以北,在昭觉寺与四川磨床厂之间的赤土埂,或者平阳山附近的浅丘之间,那一带泥土颜色为赭红,叫作“赤里”,才名副其实。古蜀先民喜欢在台地上生活,因为可以避免洪水侵袭。所以,那里很快形成一条街道,比较热闹。蜀王官室也在这里修建,显然看重这里的安全条件和深厚基础,自然不会选择水泽满地的城南。也就是说,最初的赤里街,位于开明都城内的东北方向。“赤里街”由此成为成都有史记载以来的第一大街。
      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古蜀时代曾多次发生洪灾,水灾确实给古代蜀人造成诸多的不便。如《太平御览》卷八八八引《蜀王本纪》说,杜宇时大洪水,直到鳖灵开凿了玉垒山以除水害后,才使“民得陆处”。考古揭示,三星堆古城的湮没就与突发的山洪有着绝大的关系。成都平原上早期城址的遗弃,也大都与水灾有关。还有成都十二桥商周遗址,也因水灾而导致了古建筑群的湮没。显而易见,开明王朝很可能由于大水灾对原先的都城与环境造成了极大破坏,才决定在成都建立新的都城。
      开明九世对内开展各项改革,也与其逐渐增强的经济实力有关。首先是效仿中原礼制,建立宗庙礼乐。二是开明王朝积极对外扩展、对内改革,建立蜀地农业发展制度。开明王朝政治上对外开疆拓土、对内设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这一系列改革促进了农业文明的高度繁荣。农业文明的繁荣,又为开明王朝开疆拓土提供了持久的人力和物力保证。
      用发展的眼光来看,迁徙成都开始建城,开明尚做出了一个因势利导的伟大决定。成都则由此而兴盛,随着都城的建立而成了开明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枢纽,成都从此成为长江上游最大的文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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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的含义
      成都人往往会面临一个大问题:“成都”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成都之名,历史上首次予以解释的是《太平寰宇记》的作者宋朝人乐史,“成都县,汉旧县也。周太王逾梁山之歧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曰‘成都’。”但是乐史的说法有两个明显的硬伤:第一,“成都”并非汉旧县;第二,《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太王“逾梁山”,但并无“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之句。
      宋人祝穆《方舆胜览》“成都府路郡名”条指出:“盖取《史记》所谓三年成都之义。”这种说法流传甚广,影响较大。历史学者王文才先生赞同此说,在其《成都城坊考》中“史称:舜耕历山,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不过,有现代历史学者认为,“成都”得名是在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之前。“成都”本不是对成都这个城市名称的“发明”,因为远在之前,就存在“成都”这两个字或这个词了。有人甚至认为,“成都”二字是西南民族语“高原人居住的地区”的意思。这至少表明,开明王朝来此定居前,这里已经叫“成都”了。
      雅安市荥经县是蜀身毒道、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之一。1985年出土于荥经县古城村的战国时期的青铜“成都矛”,其蛟部錾刻有“成都”二字,它印证了至少在战国晚期成都的城市称谓就已存在了。同样处于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成都市蒲江县船棺墓葬群,2017年再次发现了镌刻有“成都”铭文的青铜矛,这柄青铜矛与荥经县出土的成都矛外形上颇为相似,“成都”二字均为阴刻铭文。
      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古蜀国开明王朝九世时,将都城从广都樊乡(今成都市双流县)迁往成都,才开始构筑城池。显然,“成都”的最初含义,不是“建成的都邑”,而是“终了的都邑”。羊子山土台、十二桥遗址与三星堆第四期文化在年代上大致处于同一时期,都反映出当时古蜀国人的先进文化状况。那时,成都作为具有国家意义的“城”的历史,已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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