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弹一星”精神:照亮民族自强路


  •   1964年10月16日深夜,四川大学师生手捧《四川日报》号外,欢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资料图片(视觉四川)

        

    “两弹一星”精神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
      2021年6月11日,“两弹一星”干部学院客座教授黄元武上了一整天的党课,他主讲的《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专题课,不仅受学员好评,还被中宣部评为2019年度“优秀理论宣讲报告”。黄元武说,不是他的课受欢迎,是“两弹一星”精神受欢迎。
      位于梓潼的“两弹城”,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简称“中物院”)院部旧址,当时叫902基地。23年间,中物院先后在此完成29次核试验的实施、原子弹氢弹的武器化与定型以及新一代武器研制攻关等,为国防“亮剑”。与这些煌煌功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基础条件之薄弱,白手起家之艰辛,由此也凸显出我科研人员“两弹一星”精神之可贵。

    做协同 上下齐心、集体攻关助科研

      1969年,中物院指挥部迁至绵阳梓潼县时,全县人民立刻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支援和建设中,拨土地、腾住房、修道路、建砖厂,为此先后配套了25个专业蔬菜社,潼江沿岸采砂的民工高峰时期每天多达2000余人。
      “没有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就难以有如此局面。‘大力协同’的精神在‘两弹一星’上体现得尤为典型。”黄元武说道,当年绵阳一些材料生产厂设备陈旧、生产经营困难,为顾全大局,他们不计得失加班加点,优先确保基地建设的用材用料。
      “大力协同”不仅体现在院地之间,也体现在院军之间、院所之间、院校之间、院厂之间。据统计,第一颗原子弹的攻关会战中,全国先后有26个部(院),20个省(市、自治区),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参加。在如此庞大的组织中协调工作,不仅仰仗“一盘棋”的调度,也有赖核心人物的大局观、集体观。
      “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讲出这句话的“两弹元勋”彭桓武还有另一句“名言”广为流传。那时,中物院申报的一个项目被授予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作者共有十余人,但彭桓武是第一完成人,理应由他接受奖章。但是当奖章送到彭桓武手里时,他转手就放在了研究院,并题字:“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
      如今在中物院,仍流传着许多老一辈大科学家公而忘私的故事:邓稼先请团队吃饭,自己却经常吃挂面凑合;陈能宽“利用职权”,把自己的名字抹掉,将荣誉让给一起攻关的年轻人;彭桓武在做出成绩后悄然引退,将领导职务逐个移交给更年轻的科学家……

    不设限 勇于攀登、自力更生谋蝶变

      在“两弹城”旧址、邓稼先故居里,一台有点像老式打字机的“古董”颇为奇特。原来这是“手摇计算机”。在中国六七十年代,高级别的单位才装备得起一台这样的机器。但它的使用却谈不上方便,如果需要输入三角函数和对数,就需要查表;要是计算中有括号,就更麻烦了,要正摇几圈,反摇几圈,还要用纸笔记录。研制原子弹涉及的计算是天文级别的,在电影《邓稼先》中,一屋子科研人员“噼里啪啦”用古老的算盘推演数据、计算公式的场景,让很多观众印象深刻。
      与之相对的是,美国早在1946年就使用电子计算机来计算炮弹的弹道,上世纪60年代就实现了二代电子计算机的民用和商用。我国“两弹一星”研发条件之贫弱可见一斑。
      但是几十年间,我国科技力量突飞猛进,原因之一便是“两弹元勋”的赶超脚步一刻没有停歇。黄元武介绍,在邓稼先梓潼故居里有一份手稿,是交代同事如何修改完善《未来十年中国核武器发展规划建议书》,其中写道:“最后一段要同星球大战(如激光FEL、电磁轨道)等‘高技术’联系起来……”王淦昌也不约而同和另外3位科学家向党中央上书,制定中国自己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它就是“863计划”。今天的超级计算机,大型运载火箭,核聚变试验装置等大国重器,就是这份计划的产物。
      “两弹一星”的精神遗产和工作经验都应该继承,黄元武认为,这其中,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尤为重要。譬如,在我国原子弹研制的初期,前苏联曾对我国有过不少帮助,但由于时间和资金等因素,一些工艺、技术在我国很难实现,是放弃还是硬上?科研工作者既没有完全抛弃也没有完全盲从于前苏联的设计,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在理论保证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探索出更好的实现方案和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本版撰稿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吴梦琳吴平王晋朝袁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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