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 忆

    我与余光中先生有个“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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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华厚
      2017年12月14日那天,我在北京惊悉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在台湾病故噩耗,心情甚为沉痛,当时就想写一篇文章表达悼念之情,但因当时心情纷乱,没有写成,此后又因各种杂事缠身,一直没有下笔。时至今日,“五四”青年节,想起余光中先生昔日对我的友善与厚爱,终于提笔写下这篇本来早就想写的短文,以表达对于余光中先生的怀念之情。
      2001年3月,我在山东省文化艺术学校(原山东省电影学校)读中专二年级,听说余光中先生近期要来山东大学演讲。偶像要到济南,我兴奋得几天没休息好。等到演讲那天,我早早赶到山大,但偌大一个礼堂早已人满为患,我也自然是没抢上座位,我见缝插针地挤到讲台的一侧站着聆听起来,现在回头想想,我很庆幸当时没能抢上座位。
      余先生进场后,全场五百多位学生不约而同地起立,整个礼堂瞬间响起排山倒海般的掌声!四面八方的鲜花将余光中先生包围在讲台上,看着偶像在讲台上向同学们挥手致意,我心中除了澎湃更是憧憬,这让我想到著名导演陈凯歌电影《霸王别姬》中有个小赖子看着舞台上的名角时发出的感慨:“我什么时候才能成角儿啊?”当时我看着近在咫尺的余光中先生单薄的身材颇为诧异,他比我想象中要矮小很多。一个半小时的演讲,余光中先生时而慷慨激昂,时而语重心长,一直非常敬业地站着,其间他还和学生互动,共同朗诵了他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诗作《黄河》,他一句“传说北方有一条河,从青海到黄海,风也听见”,学生和一句“沙也听见”。
      一个半小时很快过去,到了问答环节,我这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小同学出场了,不知当时是一种怎样的力量驱使我激情澎湃地第一个走上讲台,当时山大校长展涛先生一把将我抓住但还是被我的执着挣脱了,然后我冲到余先生面前一时激动地忘了问什么,余先生笑着把手中的话筒递给了我,因为当时在场的都是大学生和研究生,而我只是中专生,为了自己的一点小虚荣心,我脑袋瓜子一激灵竟然撒了个谎说:“我叫盛华厚,是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的学生,为了见您,我连夜坐火车从北京赶到山大,现在已经是一夜未眠两顿未餐了。”话音刚落顿时全场师生都笑了,余先生笑着说:“那下次你请我到中央美术学院去做演讲吧。”我说:“好啊,热烈欢迎您从台湾到北京。”说完余先生和同学们都为我一语双关的回答会心地笑了,我知道这笑声里包含了海峡两岸人共同的心愿。紧接着我又说:“我今年19岁,写了一千多首诗了。”余先生笑着说:“我今年73岁,才写了八百多首诗。”全场又是一阵笑声。最后我从兜里掏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一角钱硬币,然后顺手在讲台花盆里掐了一朵花说:“余老师,我送给您一朵诗一样的花,一首花一样的诗,而这枚一角钱硬币,上面有我们的天安门和毛主席,还有我们的国徽!”瞬间在场的所有人为我别出心裁的礼物送上雷鸣般的掌声,当然余先生和在场师生都懂得这一角钱硬币的含义。余先生接过礼物和蔼可亲笑着连说:“谢谢谢谢,一角钱硬币我带回台湾好好珍藏!再把花做成标本!”然后我又问了一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我问道:“余老师,您在台湾给学生上课怎么谈论中国问题呢?”余先生几乎不假思索而又认真地答道:“不能因为五十年的隔离而忘记五千年的文化!”这精辟的回答顿时引发全场掌声和叫好声。最后我激动地说:“余老师,我能拥抱一下您吗?拥抱您就是拥抱诗歌!”没想到余光中先生非常乐意地张开双臂和我做了一个深深地拥抱!
      演讲结束后,我独自徘徊在山大校园的樱花树下准备离开,这时一个女大学生把我叫住,自我介绍她叫孙梅莉,她说现场录音了,可以回头给我磁带,我喜出望外,遂请她出去吃饭。吃饭时,我羞愧难当地对她说自己不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只是在济南学美术的中专生,并为此致歉。她说那更佩服我的勇气了,还鼓励我说以后可以考中央美院,到时真的可以请余先生去演讲了。
      从那以后,考中央美院便成了我脑海深处的一个目标、心结和暗示,总想以后考上中央美院后找机会和余光中先生解释一下。后来孙梅莉考上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而当时我在高考落榜后回到县城高中复读,而每次高考落榜,孙梅莉都给我写信让我不要放弃,鼓励我坚持就是胜利,还专门用清华大学的封皮给我寄了一本《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在那个闭塞的县城高中,每当我失落时就会拿出她的信反复阅读,会看着那本地理杂志中的名山大川充满对外面精彩世界的向往,终于在我经历三次高考落榜后还是考上了中央美院。因为这个“约定”,我于2006年和同学在中央美院成立了空白诗社,并请西川老师作指导老师,美院对这个校园里唯一的诗社更是青睐有加,有学校的支持,诗社先后请了很多著名诗人到中央美院演讲,但我与余光中先生的那个“约定”因为“一湾浅浅的海峡”始终未能实现。
      台湾诗坛有三位泰斗,余光中,洛夫,罗门。2010年10月,罗门先生应著名评论家谭五昌先生之邀到北京师范大学做《我的诗国》个人诗歌研讨会,而我作为青年诗人代表也被邀请参加。于是我有幸见到了罗门和他的夫人、著名女诗人蓉子女士,当晚谭老师将我留下陪同罗门夫妇共进晚宴,晚宴结束后又安排我将二老送到酒店。在房间里,两位八十多岁高龄的诗坛泰斗和我聊起了台湾诗人,其间我专门谈起和余光中先生的“约定”,二老非常高兴地说回到台湾和余光中先生见面时一定会转告,告诉他当年在山东大学送他一角钱硬币并拥抱他的那个小粉丝还在中央美院等他来做演讲呢。2015年,我在安徽桃花潭参加国际诗歌节时见到著名诗人洛夫先生,我和洛夫先生也谈到此事,并希望邀请余光中先生到中央美院做演讲。洛夫先生很是感慨地笑着说:“这真是神奇的缘分,诗坛的佳话,我回到台湾一定告诉他。”后来因为我个人考研等种种原因,此事便搁置下来没有进展,但根据我读研的时间表,本计划在距离2001年春天17年后的2018年(我研一)的秋天来完成这个“约定”,可奈何世事难遂人愿。
      记得2017年12月14日那天,孙梅莉心有灵犀地把余先生病逝的新闻发给了我。是啊,我们再也无法和余先生相见,而距我请他来中央美院做演讲的打算,仅仅差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此心愿也就成了我本人的终生遗憾,悲乎痛哉!
      今日执笔写出此文,以文字形式表达对余光中先生迟到的缅怀,愿余老在另一个世界里永远安享诗意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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