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量海贝、象牙,以及独一无二的青铜人物雕像在三星堆出土——

    反证古蜀文明开放包容


  • 三星堆出土的金箔虎形器。三星堆博物馆供图

      第二轮发掘出土的铜人首鸟身像。三星堆博物馆供图

        

      “传统的看法是,四川古属西南夷,没有什么足以称道的文化,而且蜀道艰难,与中原文化隔绝,四川古史几乎为一片空白。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好像是一缕曙光,逐渐将这迷茫荒昧的黑暗照亮了。”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曾这样评价三星堆的发现,并将之与世界考古学史上的特洛伊、尼尼微等著名发现相提并论。
      “文化的开放性是所有文明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段渝,长期致力于古蜀文明的对外交流研究。他认为,从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文物来看,古蜀文明一直是开放包容的。“古蜀文化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既有古代巴蜀的本地文化,也接受了其他外来文明的影响。除了受到中原、长江中游等文化的影响,古蜀文明与世界文明也有着广泛的联系。”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薛维睿

    推测1
    关于海贝
      将出土海贝的地方在地图上连接,正是中国西南与印度地区的古代交通线路——蜀身毒道。但三星堆的海贝并非通过云南进入,应该是从印度地区直接进入古蜀;除了印度洋,三星堆的海贝还来源于东面的南海

    推测2
    关于象牙
      古籍中大量证据表明,南亚印度地区野象成群,而且战士们通过“象军”作战。三星堆的象牙很可能直接源于象的原产地印度地区。结合同一时期来源于印度的海贝,可以进一步印证商代古蜀与南亚地区的文化交流

    推测3
    关于青铜器
      古蜀人很可能采借了域外文明的相关文化因素,再加以本土化的创造制成各类器物。而这种文化的采借,在于强化蜀国的王权与神权,巴蜀文化也并未因此而出现结构性演变

    A
    地处内陆的三星堆
    为何出现海贝?
      对于商代的古蜀人来说,齿贝主要是充当对外贸易的手段,可以说是古蜀王国最高神权政体的“外汇储备”
      1986年,大批海贝在三星堆出土。其中有一种环纹货贝,大小为虎斑贝的三分之一左右,中间有齿形沟槽,只产生于印度洋深海水域。
      地处内陆盆地的三星堆,为何会出现如此之多的齿贝?段渝认为,三星堆的海贝应该是来源于印度洋北部地区(主要是孟加拉国湾和阿拉伯海之间的地区)。史料记载,印度地区不仅自古富产海贝,印度洋北部还有以齿贝作为货币的传统。
      “三星堆并非唯一出土海贝的地区。”段渝表示,云南大理鳌风山墓葬中出土的海贝,年代大约在春秋中期至战国初期;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海贝更多达14.9万枚,年代为战国末至西汉中叶;此外,云南大理、楚雄、昆明、曲靖等地,以及四川茂县、西昌等地,都有海贝出土。“将这些出土海贝的地方在地图上连接起来,正是中国西南与印度地区的古代交通线路——蜀身毒道。”
      《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入市。”“蜀身毒道”因此得名,“蜀”为四川,“身毒”即印度。这条通道也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以成都为起点,经云南的昭通、曲靖、大理,从保山等地进入缅甸、印度,再从印度翻山越海抵达中亚,最后直至地中海东岸。
      那么,三星堆出土的海贝是由云南各地转运而来吗?段渝认为,从“蜀身毒道”各地出土的海贝来看,三星堆的海贝年代在商代中、晚期,而其他地方最早为春秋时期,相距时间长达千年。因此,三星堆的海贝并非通过云南进入,应该是从印度地区直接进入古蜀。这说明,早在三星堆文化时期,古蜀文明与南亚文明已经有了文化交流。
      三星堆出土的海贝数量不少,古蜀人用这些海贝做什么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孙华认为,当时海贝作为珍贵的物件,很可能被古蜀人用作货币。“海贝量少,不易得,便于储存,存放时间较长,同时方便携带,容易计量,这些都是能作为货币使用的特点。”
      段渝说,不少历史文献表明,云南从汉晋至明清时期,在商道附近均使用贝币。《马可波罗游记》里也提到,昆明一带“用白贝作钱币,这白贝就是在海中找到的贝壳”,并指出,“这些贝壳不产在这个地方,它们全从印度来的。”以此推测,“对于商代的古蜀人来说,齿贝主要是充当对外贸易的手段,可以说是古蜀王国最高神权政体的‘外汇储备’。”
      除了西面的印度洋,三星堆的海贝还来源于东面的南海。这些海贝通过广东、广西、贵州,到达四川,“这条道路在汉代是通畅的,往上追溯可到商代。”段渝说,广东、广西、贵州等地,现在都未发现商代时期的海贝,这些来自南海的海贝也应该是从南海直接进入。而在广东和香港地区,都发现了三星堆的牙璋,这说明三星堆文化在当时已经辐射到这些区域。

    B
    祭祀坑中大量象牙
    也是外来产品?
      将象牙储存在神庙之中,这些象牙可能是财富,也可能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虽然四川还未发现雕刻精致的象牙器皿,但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中,有的被切成饼状,还有的已经加工为圆柱状或棍状
      除了海贝,三星堆祭祀坑中也出土了大量象牙。著名的青铜大立人像,其立足的青铜祭坛基座的中层,是由四个大象头形象勾连而成。在金沙遗址祭祀区,象牙出土的数量更为惊人,多达百余根。金沙出土的一件玉璋上,也刻画有一跪坐人像肩上扛着一根象牙的图案。
      对于古蜀象牙的来源,学界一直有不同看法。孙华认为,现在四川地区没有大象,云南也只有南部的西双版纳有象。但在三星堆时期的蜀地,应该是有象存在的。根据环境考古研究,距今4000—3000年,气温比现在高2℃-3℃。同时,古代自然环境更好,四川地区楠木丛生,河流纵横,适合野象繁衍。因此,当时四川以及云贵高原,都应有野象分布。
      在孙华看来,象牙并非文化交流的产物,而是古蜀人大量猎捕野象,将象牙储存在神庙之中。这些象牙可能是财富,也可能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虽然四川还未发现雕刻精致的象牙器皿,但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中,有的被切成饼状,还有的已经加工为圆柱状或棍状。
      “大象的来源值得进一步探讨。”段渝认为,新石器时代,成都平原森林茂密,草木丰沛,但同时沼泽众多,自然环境并不适于大象生存。也有学者根据史料,认为大象来自于岷山山区。“岷山为高山峡谷的干寒地区,也不适合大象生存。而且,在岷山山区的考古发掘中,并没有发现象牙和其他象骨。”
      商代时期的华北盛产大象,三星堆的象牙是否来源于中原地区?据《吕氏春秋·古乐》记载,商末“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从另一些古籍来看,周公率师将服象的商人逐于“江南”,象群南迁至荆南、闽、粤等地。段渝说:“无论史籍还是考古资料,均不曾有殷民逃往或迁往蜀中的任何痕迹。”而且,在三星堆时期,商、蜀时有交恶,商王朝也没有可能赐象与蜀。此外,云南地区虽然产象,但均分布在其西南边陲,而古蜀与云南西南并无交流,象牙应该也不是来自云南。
      三星堆的象牙既不来自古蜀本地,也不源于中国其他区域,那是从哪里引进呢?段渝表示,三星堆的象牙很可能直接源于印度地区。结合同一时期来源于印度的海贝,可以进一步印证商代古蜀与南亚地区的文化交流。

    C
    令人惊绝的青铜器
    是否域外文明?
      西周以降,巴蜀文化中又出现了新的西亚文化来源(肉红石健珠、琉璃珠等),“这一方面表明巴蜀文化逐渐扬弃了神权政治,更加追求艺术和生活中美的享受,另一方面则表明,巴蜀地区与西亚的经济文化联系未曾中断,在久远的历史长河里延续和发展”
      “青铜雕像可能并非我国的文化传统。”段渝说。从2号坑第一件青铜头像的出土,三星堆开始展现出令人惊绝的青铜文明。这些青铜人物雕像、青铜神树,以及金权杖、金面罩,在同时期中国其他地区也没有发现。在三星堆文化之前的宝墩文化中,也找不到这些文物的文化来源。
      “这不能不使人考虑,这类文化因素的来源与域外文明有关。”段渝认为,单个文化因素可能是偶然现象,但青铜雕像、神树、金权杖和金面罩等构成的文化丛,显然说明商代的古蜀人吸收了外来的文化因素。
      在西亚近东文明中,一直有青铜铸造雕像的传统。最晚在公元前3000年,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地区就出现了青铜雕像。在更早以前,大约公元前4000年,权杖也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欧贝德文化。同样,美索不达米亚可能很早就有黄金面罩和青铜神树的传统。段渝梳理,乌鲁克文化期娜娜女神庙和叙利亚毕布勒神庙下发现的青铜雕像,可能覆盖着金箔或铜箔。乌尔王陵出土了黄金制成的神树,上有带翅的山羊;安那托利亚出土的公元前2200年的神树,亦有各种人物和动物雕像;埃及古王国的浮雕,也有刻着满是奇珍异果、飞禽走兽的神树。
      从艺术风格上来说,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物雕像,面部神态庄严肃穆、眼睛大睁、双眼在面部突出地位,“这与近东雕像艺术风格一致。”此外,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大批文物中,如三星堆青铜神坛、戴兽冠人物像,金沙遗址玉璋上的肩扛象牙跪坐人像图案,都能看到近东文化中偶像式构图和情节式构图的艺术形式。
      从传播路径上来看,可以从西亚向南,到印度地区,再通过“蜀身毒道”进入云南、四川。段渝认为,古蜀人很可能采借了域外文明的相关文化因素,再加以本土化的创造制成各类器物。而这种文化的采借,在于强化蜀国的王权与神权,巴蜀文化也并未因此而出现结构性演变。
      随着古蜀国政权的没落,部分文化传统逐渐衰弱。西周以降,巴蜀文化中又出现了新的西亚文化来源(肉红石健珠、琉璃珠等),“这一方面表明巴蜀文化逐渐扬弃了神权政治,另一方面则表明,巴蜀地区与西亚的经济文化联系未曾中断,在久远的历史长河里延续和发展。”

分享到微信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