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西携手 克服疫情影响推动共同发展


  • 南江县借力东西部扶贫协作做大现代农业园区。3月16日,该县长赤镇新建的食用菌大棚与田间的油菜花、配套渠道、公路、民居构成一幅美丽的乡村振兴图。 肖定怀 摄(视觉四川)

        

      今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原本就有不少硬仗要打,突如其来的疫情又带来新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明确指出,要深化东西部扶贫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当前,最突出的任务是帮助中西部地区降低疫情对脱贫攻坚的影响,在劳务协作上帮、在消费扶贫上帮。短期看,如何更好发挥东西部扶贫协作机制作用,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影响?中期和长期看,如何深化东西部扶贫协作机制,实现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共同发展?本期《问计高质量发展》邀请省内外5位专家建言献策。□本报记者 王付永

    专家名单
      李国祥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市场与贸易研究室主任
      孙久文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
      米运生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叶建亮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韩文丽 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强化东西部扶贫协作
    尽可能减少疫情影响

    四川是农民工大省,东部省份充分复工复产、吸纳更多农民工就业就是最大的帮助
    组织化是解决务工人员出不去、当地产品卖不脱等问题的关键
    疫情冲击下,深度加工和市场渠道“两头在外”的产业帮扶模式面临“断路”威胁

      记者:新冠肺炎疫情给脱贫攻坚带来冲击,东西部扶贫协作在降低疫情影响中能发挥什么作用?
      米运生:四川是农民工大省,东部省份充分复工复产、吸纳更多人就业,让农民工走出去就是最大的帮助。特别是对那些有帮扶合作任务的企业,在保障防疫需要的前提下,各方应该积极支持,帮助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难题,让其尽快复工复产,吸纳更多就业。另外,多采购贫困地区产品,也能直接降低疫情的影响。
      记者:现实中恰好是这两方面出了问题,受疫情影响,原本要前往东部的一些农民工出不去了,原本要卖往东部的一些农产品卖不掉了。
      韩文丽:务工人员出不去,当地产品卖不脱,有疫情的原因,也有既有的用工模式和产业连接上的问题。单个、零星的劳务人员要走出去,即使没有疫情,这种外出“打游击”找工作的方式也是低效的。但如果东西部之间有固定的订单式的劳务需求合作,问题就简单多了,即使是疫情期间,这种“公司化”的集成用人模式受到的影响会相对较小。
      米运生:组织化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广东省东西部扶贫协作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0年)》规定,产业合作帮扶行动方面,组织农业流通企业和农产品加工企业与受帮扶地签订农产品购销协议,推动受帮扶地绿色优质农产品进入广东市场;劳务协作帮扶行动方面,建立和完善劳务输出对接机制,组织结对县(市、区)依托就业信息服务平台,准确掌握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有就业意愿和能力的未就业人口信息,同时对在粤务工的贫困人口提供一系列保障。对于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就业及其农产品销售,这种有计划有组织有保障的形式是有效的解决方案。
      叶建亮:防范东西部扶贫协作因突发灾害而“短路”,必须搭建能应对复杂局面的、更稳健可靠的市场化协作扶贫“电路”。首先应因地制宜搭建东西部产业链对接“通路”。
      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依托、贫困户为主体的产业扶贫模式,是推动“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的重要途径。过去通过动员和整合贫困地区土地、劳动力和特色资源,建立深度加工和市场渠道“两头在外”的生产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贫困户的积极性,强化了贫困户的脱贫意愿,但疫情冲击下,“两头在外”的产业帮扶模式面临“短路”威胁。一方面,贫困家庭外出务工受阻,直接影响了这些家庭的主要收入。另一方面,贫困地区的农畜产品销路和农用物资采购受阻,对地方扶贫产业的持续增收能力形成巨大冲击。这种局面持续,不仅会影响存量贫困人口的脱贫,甚至可能会造成已经脱贫地区和人口的返贫。
      因此,必须深入创新产业帮扶模式,积极推动产业扶贫向产业链扶贫转变,立足地方特色,精准接入产业链,形成东西合作互动的产业链闭环。以农畜产品生产为主导的贫困地区,要做好与东部地区和农产品生产销售龙头企业的产业链“串联”,积极寻找因疫情造成销售“短路”的根源,对症下药。对于因物流渠道受阻导致的“短路”,应积极协调交通运输部门,采取点对点运输模式,确保物流渠道通畅。对于因产业链环节企业停工停产导致的“短路”,则必须积极寻找新途径和替代合作企业,通过“并联”方式接通“电路”,以及通过本地加工产业的延伸,重新接通产业链。对因市场需求不足,尤其是出口冲击导致的“短路”,应积极寻找新市场渠道,尤其是多样化的电商渠道,拓展市场空间。以劳务输出为主导的地区,则应积极采取点对点对接模式,与用工地区和企业协同行动,按照用工规模和要求,积极组织外出务工人员,做好务工人员安全输送。


    深化东西部扶贫协作
    推动产业有序有效转移

    东西部扶贫协作不仅包括东部地区对口支援,更应多层级协同发力,实现以面带面联动发展
    建立多层级协同的“分级输变电”扶贫模式,将一些中间地区和企业纳入东西部协同扶贫体系
    坚持产业扶贫和消费扶贫相结合的原则,建立受援地产业扶贫和东部省份销售渠道建设双向资金投入体系

      记者:除了帮助降低疫情的影响,东西部扶贫协作还有更大的使命要承担。此次疫情是否可以看成是对东西部产业转移模式进行优化的契机?
      叶建亮: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开发道路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东西部扶贫协作不仅包括东部地区对口支援、精准帮扶等点对点的举措,更应该立足东西部多层级协同发力,实现以面带面联动发展。特别是在取得脱贫攻坚战胜利之后,帮扶或者说合作模式要进一步优化。由于贫困地区与东部地区存在巨大的发展落差,直接的点对点对口扶贫,往往缺乏有效的发力点,东部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容易以对口支援和帮扶替代扶贫。而一旦面临诸如新冠疫情等突发事件的冲击,就会影响到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因此,必须建立多层级协同的“分级输变电”扶贫模式。具体而言,就是选择一些中间地区和企业纳入东西部协同扶贫体系,承担扶贫链条中的“分层变压”功能。一方面,在贫困州县周边,选择交通基础设施较好且有一定产业基础的地区,作为扶贫“中继站”,通过产业飞地、合作园区等方式,承接和转移与扶贫地相关的产业和企业。通过这些中继站,辐射带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有效吸引贫困家庭劳动力就近就业。另一方面,建立层级式的企业扶贫分工协作体系,促进企业基于自身能力和特点的扶贫分工。大企业直接对接贫困户和贫困地区的扶贫,存在激励和效率上的差失,必须鼓励中小企业,尤其是本土中小企业加入扶贫分工协作体系,使其集中贫困地区的产品流和信息流,形成一定的规模经济效应,从而为大企业的后端拓展和开发提供基础。同时,培育和鼓励本土中小企业加入扶贫分工协作体系,也是培养贫困地区内生动力、增强自我造血能力的重要内容。通过层级式分工,不仅有利于提高企业扶贫的协作效率,而且由于集聚效应,有助于激励更多后端大企业加入产业扶贫队伍。
      韩文丽:产业转移并不是简单的产业的“位移”。至少要坚持以下几个原则:首先,对于转出地来说,要坚持全产业链的转移,坚持产业扶贫和消费扶贫相结合的原则。过去的帮扶也好、产业扶贫也好,相当多的只是注重一个环节,只做生产基地,或者只做加工厂,或者只建立一个门店进行销售,可是一遇到不可控的因素出现,这种单一环节的扶贫协作就会出现系列问题。把产业转移出去,也要把销售渠道转移出去,建立受援地产业扶贫和东部省份销售渠道建设双向资金投入体系,坚持运用市场机制实现供给与需求的有效对接,打通四川“优产”“特产”与广东、浙江等帮扶省份的“高销”绿色通道。其次,对于西部地区来说,在这个阶段,也不能对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照单全收”,而应考虑到原有产业结构,注重自身优势产业的培育,坚持以优势产业为依托,以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为前提,做好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工作。
      李国祥:脱贫攻坚战开打以来,贫困地区产业扶贫的力度非常大,很多地区的产业已经发展起来,生产能力提高了,农产品的供给增多了,但有了生产能力并不意味着能够实现脱贫,有些地方还面临着卖难或者价格偏低的问题。产业扶贫,在生产能力提高后,市场销售成了主要问题,这次疫情突如其来让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当务之急,要进一步加大消费扶贫推进力度,坚持消费扶贫与东西部扶贫协作定点扶贫相结合,坚持协作地群众发展生产增收脱贫与解决当地“菜篮子”“米袋子”问题相结合,坚持政府鼓励引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坚持创新试点与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坚持销售方式线上线下相结合。另外,消费扶贫的产品除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产品和服务外,还包括劳务、民族手工艺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服务,只有把这些真正做起来,消费扶贫才能产生更大的扶贫协作效果。


    常态化东西部合作
    构建未来共同发展大格局

    扶贫的话题是有时效的,合作的议题却永远存在
    在新的合作共赢时期,东西部企业之间也要有意识地实现重要岗位上的人员互动,在市场的变化中把握新的发展机会
    数字经济是未来东西部合作的重要交集,应通过广泛的区域合作,促进贫困地区数字化改造,对贫困群体进行数字技术赋能

      记者:我国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脱贫攻坚收官后,这一制度如何继续延续?
      韩文丽:东西部扶贫协作作为中国特色贫困治理体系的重大创新,已经成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关键举措,同时也成为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路径。二十多年来,东西部扶贫协作也由刚起步时东部单向帮扶西部,拓展为在对口帮扶框架下东西部双向互动、共同发展、实现共赢。从国家层面定义的大战略、大布局和大举措来看,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帮扶这一机制,其重要性显然已超出物质和经济层面的考量。所以,东部和西部地区,对这一合作机制的深化和常态化,都不能只看一时一地的利益,而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
      孙久文:扶贫的话题是有时效的,合作的议题却永远存在。脱贫攻坚有期限,东西协作无止境,要强化市场化思路和平台思维,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东部也有东部的需求,西部也有西部的优势。透过扶贫看协作,东部和西部都是彼此未来跨越发展所需要的市场空间。西部要开拓市场,东部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对东西部来说,要通过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这一合作框架,优化和拓展彼此的发展空间。这才是东西部合作的永恒动力所在。构建未来东西部扶贫协作大格局,观念上要实现“五个转变”。一是从主体上看,过去以政府为主导,更多地向由政府引导、以企业和社会为主体方向转变。从东部地区来说,不仅有政府资源,还有大量的企业资源,社会组织资源,甚至还有很多个人投资者。二是从过去以相对单一的扶贫协作为主,更多地向扶贫地区经济、社会、生态等全方位合作领域转变。三是从过去主要开展对口协作,向多区域合作方向转变。四是从协作动力来看,东西部扶贫,关键是要增强贫困地区经济增长和贫困户脱贫的内生动力,在新的协作阶段,也要增强双方的内生动力,更要基于市场和共赢的原则,让彼此双方的合作可持续。五是在认识上,要实现由帮扶思维到协作思维的转变。
      米运生:在实践上,要保持并放大既有的合作渠道优势,继续在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等方面加强基于互利共赢基础上的长久合作。首先,合作就要知己知彼,取他人所长,补己所短。所以,一是从政府层面,彼此双方有必要成立专门的智库机构,加强对对方产业发展前瞻性的趋势研究,为彼此未来在对方领域的产业布局提供理论支持。另一方面,过去互派干部是东西部合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新的合作共赢时期,东西部企业之间也要有意识地实现重要岗位上的人员互动,在市场的变化中把握新的发展机会。
      具体来看,数字经济是未来东西部合作的重要交集。东部沿海地区在大数据、5G、人工智能、物联网、云平台、电商等方面,有较大优势。包括四川在内的西部地区需要将数字经济的发展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并重视通过加强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特别是江浙地区的合作,来实现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以此促进传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疫情过后,应通过广泛的区域合作,促进农业农村的数字化改造,促进贫困地区的数字经济增长,同时对贫困群体进行数字技术的赋能,这对东西部来讲都是重要机遇,应该牢牢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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