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四川第二增长极的价值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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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杰
      今年四川省两会上,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泸州、宜宾、自贡、内江等川南四市应建立国家级新区,打造四川省第二经济增长极。四川连接中国西南和西北,川南位于川滇黔结合部,地理位置特殊,笔者认为,加快把川南建设为全省第二经济增长极,具有五个方面重要价值。
      加快建设川南增长极,是在国家推进新一轮深化对外开放战略中,打通南向开放通道、开启南向新开放格局的重要战略支点。从中国中西部的沿边和内部纵深区域来看,需要特定的对外开放战略新举措,其中以四川为战略支点构建面向南亚的新型开放通道和内外联系渠道机制尤其重要。从完善“一带一路”倡议的南向开放新格局的角度、建设面向南向开放战略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高地)经济辐射点的角度来看,加快建设川南增长极具有开放战略价值,具体表现在:一是川南具有联结中部经济板块和西部经济板块的横向联通地理区位,二是具有激活和强化中西部相对落后区域的协同发展内生动力和辐射带动价值,三是具有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生产、投融资和服务网络体系,加快培育处于不同发展层次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示范价值。
      加快建设川南增长极,是在贯穿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欠发达地区,打造经济、产业、要素的互联互通体系,是在联结西部地区的西南区域和西北区域,打造市场一体化机制,进而实施区域协同发展的重大实验区和示范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不均衡,除中西部和东部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外,还表现在区域内的城乡发展差距和农村地区的精准扶贫难题,难以在单个地区自身内加以解决,迫切需要探索区域协同发展的新模式、新经验。按照国家的相关战略部署精神,打破既有的新区战略定位较多局限于单个城市或区域,尤为需要探索贯穿中西部区域、联结西部区域内不同经济板块的“集群式”“组团式”“协同式”“共生型”区域协调发展新模式。加快建设川南增长极,具有多层次重大经济发展价值:一是主动依靠构建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内不同城市之间的协同发展机制,从根本上逐步破解和解决四川内部不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均衡的关键,是积极打造贯穿中部和西部两大区域、联结西部地区不同经济板块之间产业群落体系和产业链一体化体系的联系和传导机制的关键,三是逐步构建联结四川内部五大经济板块以及中西部经济板块之间要素、资源有效流动和产业活力、市场活力有效互动的创新共同体先行区。
      加快建设川南增长极,是依靠塑造新型区域协同发展动力和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依靠激活在经济欠发达区域内自身市场潜力活力,在较大范围区域内实施精准扶贫攻坚战和最终解决区域性贫困带难题的重大尝试和重要手段。从川南的地理区位来看,其处于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结合部,位于云南省国家级贫困地区——昭通、贵州省国家级贫困地区——毕节,四川省国家级贫困地区——凉山等区域的中心地带。基于这样的客观事实,如果川南地区各地级市的经济和产业得不到协同发展、融合发展,而是同质竞争式的孤立增长、单独增长,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特定的区域性贫困难题和困局。因此,加快建设川南增长极,既是依靠区域协同发展动力来彻底解决川滇黔地区核心贫困带的重要途径,而且,针对宜宾、泸州、内江和自贡四市的贫困地区,其也可以通过区域整合和区域协同发展得以统筹安排和有效解决。
      加快建设川南增长极,是肩负国家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双重重大战略任务的探索。针对中国中西部的多数地区而言,迫切需要在中西部区域探索出一条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发展相适宜、相匹配的新型区域协同发展模式,全面实施均衡发展、绿色发展、包容性发展的区域协同示范区。从川南经济区所处的生态环境区位来看,恰好位于长江经济带和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带的中上游关键节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尤为突出。因此,从这层意义上来看,加快建设川南增长极,既是在全面落实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战略的约束前提下,谋取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探索区,也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包容性发展、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的先行区。
      加快建设川南增长极,是在长江上游欠发达地区积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主动推进发展新旧动能转换,进而打造落实中央部署的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部署的突破区,率先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引领区。从川南经济区的区域特点来看,如果能够率先实现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优先落实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必然会给整个中西部区域带来关键节点的示范作用、关键枢纽的辐射作用、关键通道的传递作用,成为破解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内生动力不足和缺失的关键突破口。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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