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庆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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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天秀
      庆娃是很多年前我老家的一个普通农民。
      庆娃个儿不高,头发东一块西一块的,空白处全被疮疤占领着,整个脑壳像一个盐碱地,常年穿一件补了几层补丁的衣裳,一张脸总是有事无事地笑着,笑得特别有亲和力。
      庆娃这样笑着是有原因的,他亲生父亲死得特别早,他和一个妹妹、两个弟弟随母亲改嫁来到现在这个家里。这个家庭,人员结构比较复杂,一家10多个人挤在几间破旧的茅草房里。人多了,吃饭就成了大问题。大人们,一天在田地里劳动,干的都是体力活,小孩子都在吃长饭,十天半月难见一个油花花,一天三顿大多是锅里照见碗,碗里看见人。在这样的环境里,如果再不多一点儿笑声,哪怕是勉强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
      庆娃干活是一把好手,肩挑背磨,样样走在别人前面。记得有一年,生产队拉开了栽秧的大幕。有一天,他给队长请缨,要一个人一天拿下一个面积约10亩的大田。很多人瘪瘪嘴,认为庆娃说大话,使小钱。月亮还在天上,村庄还模糊在人们的视野里,庆娃就独自一人下田扯秧苗了,备好秧苗后,就“咚咚”地栽开了。他左手握秧把,熟练地分出每一窝要栽的秧苗,传给右手飞快地栽下,像流水一样,别人一行栽五窝,他一行栽七窝。栽秧这活儿,栽久了是很累人的,主要累在腰和腿。腿,长时间泡在水田里,且要弯曲到一定角度,得不到半点喘息的机会。腰,弯成犁头的模样,一直从黎明弯到黄昏。这样的劳动强度,不是所有人能承受的。黄昏时分,当庆娃栽下最后一棵秧苗,当他深情地看着自己在大田里写下的春天的诗行,他流泪了。那泪,是为他自己流的,因为他打破了村里的栽秧纪录,从此再没有人小看他了。
      庆娃嘴巴经常像抹了把蜜,见了年龄长一点的,叔儿、婶儿不离嘴,年龄差不多的,至少也是个哥儿、姐儿,很讨人喜欢,但生产队的姑娘对他提不起多少兴趣,有可能因为他头上那不争气的疮疤,也有可能因为家庭条件不尽如人意,30岁了,还是光棍一条。他母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托人说媒,却竹篮打水一场空。庆娃本人也急,但急得老道,表面上不急,心里急得直打鼓。他找人说亲,和他母亲有点不同,一不遍地开花,不撒胡椒面儿,看准了,再下手;二不找女人说媒,他认为女人的嘴不紧,风没来,雨就来了,羊肉没吃了,惹了一身骚。他在本子上把生产队的未婚女青年排了一遍,又把说媒人排了几个,姑娘没排出来,说媒人倒有了眉目,思前想后,最终把说媒人锁定在生产队长。他认为,队长办事稳重,牢靠,有威望,一般不开口,开口不一般;队长人缘广,队里队外认识的人不少;队长对自己有好感,在社员大会上表扬过自己。庆娃拿定主意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提了一瓶苕干酒,鬼鬼祟祟溜进队长的门。庆娃这一招还真灵,队长三杯酒下肚,就把庆娃的事放在心上了。没几天,队长就把几年前认识的转角亲戚的女儿介绍给庆娃。开始女方不是很同意,但队长德高望重,又沾亲带故,对方不好拒绝,加之庆娃笑眯眯的样子很可爱,也就勉强同意了。亲事确定以后,庆娃三天两头就往女方家跑,不是收麦,就是打谷,不是扫地,就是挑水,很快征服了女方全家人。可天有不测风云,在办结婚登记时,姑娘无意间知道了庆娃的真实年龄,给庆娃戴上了“骗婚”的帽子,哭得三行鼻子两行泪。眼看天亮一泡尿撒在床上,庆娃心急如焚,连夜赶往女方家,说自己不是人,只想着讨媳妇,全不顾别人感受,再请求准岳父、准岳母大人不计小人过,保证让他们的女儿过上好日子。全家人看庆娃人实在,心诚,就不再计较了。过了不久,庆娃就把姑娘娶回了家。
      庆娃满脑子装着挣钱的路子。他除种好粮食外,还种了一些经济作物,不到两年时间,庆娃修起了3间瓦房,小两口在新瓦房里过起了新生活。再后来的几年间,庆娃的喜事接二连三,挡都挡不住,先是一千金呱呱坠地,又修了两间房。
      后来的后来,庆娃死于一场大病。但有人说,庆娃是累死的,人生苦短,何必那样,认为庆娃不值得。也有人说,庆娃是高兴死的。究竟怎么回事,怕是无人知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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